所谓“诗礼文化”,是通过“诗教”“礼教”“乐教”体系所建构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与文明形态,是中华礼乐文明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元素,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基础。
经学与诗学之间存在着一个互为向度的空间。就知识类型而言,经学作为一种思想性与教化性兼备的知识体系,滋养着诗学;诗学作为一种感悟性和审美性并重的知识体系,延伸着经学。就文化传统而言,地位尊崇的经学在向下灌注着诗学的过程中延伸了文艺向度
我国古代书院具有养士的优良传统。所谓养士,指书院不收取肄业生徒的束脩,且提供膏火、课奖、花红等津贴与奖励经费,使士子无衣食之忧而安心求学的举措。书院自唐代兴起以来,教育功能不断强化,在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教养相资、教养一体的发展模式,养士与教士成为书院的两大主要事业。
在孔尚任相关作品之中,《大学讲义》是经常被人们忽视的一篇文献。究其原因,盖有两点:首先,此文仅四百余字,内嵌于作者所撰《出山异数记》,并未独立成目,研究者较少留意;其次,如周洪才所说:“尚任以文学名家,世人但知《桃花扇》、《湖海集》,殊不知其经学亦自渊源深厚,涉笔成文。”鉴于此,周先生在《孔子故里著述考》书中特···
子夏是孔子的高徒,魏文侯、李悝、吴起等人的老师,孔、孟之间最有影响和成就的儒学大师;是孔子身后《六经》的主要传人,经学鼻祖和《论语》的主编者之一。但是,由于宋儒片面推崇思孟学派、疑古思潮盛行等原因,学界对子夏及其开创的西河学派,长期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评价。笔者依据20多年的研究,在此略陈管见。
“忠”是孔子伦理道德学说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范畴。如今人们对忠的认识仍然比较模糊,往往将“忠”等同于“愚忠”,把谈忠视同于迂腐,以致有意回避、刻意不谈忠,并且自觉不自觉地将孔子视为“忠君”乃至“愚忠”的始作俑者。当下,十分有必要对孔子之忠的伦理观念给予正本清源,讲清楚其内涵和价值,做到守正···
在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中,“统一性”是非常重要的特质。历史上,“分久必合”与大一统的建构是一个基本趋势,这里面既有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在伦理观念和礼乐制度层面不断探索创造所带来的文化凝聚力与文明向心力,同时也是各族群之间交往、砥砺、碰撞、融合的产物。在各种内外因素中,《周礼》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对中华文明大一统体系···
诗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毛传:“宗周,镐京也。”郑玄曰:“武王作邑于镐京,谓之宗周,是为西都。”皇甫谧《帝王世纪》曰:“武王自丰居镐,诸侯宗之,是为宗周。”
综观中外历史,有三大微笑让人印象最为深刻:一是摩诃迦叶的微笑,这是领会佛教真谛的微笑,代表佛祖和迦叶师徒传承的默契;二是蒙娜丽莎的微笑,这是文艺复兴的微笑,代表民众走出神的光环,绽放人的魅力;而第三大微笑则是王阳明临终前的微笑,这是儒者的微笑,代表内圣与外王的结合及从心所欲的超越。明代儒学以王阳明为第一流代表···
教育与伦理的关系需要从理论层面加以审视。有些学者认为,未来的思想发展将以教育学为主;也有的学者(如列维纳斯等)将伦理学视为第一哲学。从更宽广的视域看,伦理学与教育学的融合可能是未来的发展趋向。
在先秦儒家中,从孔子到荀子,中间历经的两百多年时间,正好处于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的高潮期。
一般而言,真实的历史被称为“史实”,而有关历史的记载被称为“书写”。毫无疑问,历史书写应以呈现历史真相为目的,但是因为真实的历史特别是历史的细节往往是复杂的,即使是历史现场的亲历者也只能从某一方面去叙述、书写。如果再考虑到书写者的主观偏好、价值选择等,那么历史书写必然带有书写者的主观立场和价值判断。因此,通过历史···
东晋时期成汉常璩所著《华阳国志》(原作《华阳国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其成书于公元348—354年之间,因地处华山之阳而名。此书记载了从远古至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今西南以及陕甘鄂部分地区的山川地理、物产资源、经济文化、历史人物与民族关系的丰富内容,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以及蜀汉、成汉史的重要···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出自《国语·周语下》。意思是说,为善如登山那样艰难,造恶如山崩那样迅速坠落。这一典故的背景是在东周末年,王子朝叛乱,周敬王被逐出都城,逃到成周(今河南洛阳东北)。诸位流亡大臣拟在成周筑城建都。晋国的执政者魏献子赞同,然而卫国大夫彪傒却认为不可,并引用了“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这句谚语以及从前历···
古典文史传统中的术语,往往会发生内涵的转移以及外延的拓展。随着时日的迁流,其本初的含义,或转为另一义而原义消亡,或衍为多义而数义并存,因此,对此类术语义项的梳理就显得颇为必要。就拿“内学”“外学”来说,两个词在学术史上颇为常见,然其所指却经历过数次衍生,人们今天所习以为常的以“内学”指代佛学,以“外学”指代儒、道等学···
“仁”作为儒学的核心价值,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基础作用。孟子引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以行仁作为人道的必然选择。
居处是每个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对于《论语》中孔子与孔门弟子来说,居处不仅是日常生活所需,也是君子品质的体现,是“仁”之展开与实践,是儒家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这种居处观由此成为孔子仁学思想的一个缩影,获得了儒家哲学意义。本文选择《论语》中与居处相关的文本,进行释义和解读,阐发孔子居处观的哲学意义与现代价值。
“名士”即名德之士,德行高洁而道术精纯,是礼而聘之并与之共同兴化致理的对象。至东汉中后期以来,名士逐渐以群体性的方式涌现,成为世人向往的人格典范,塑造了东汉士风“尚名节”的总体特征。所谓“清流名士”,自与“浊流”相对,他们以儒家正统的君臣之义、澄清天下之志为坚守,在与外戚和宦官日益激烈残酷的斗争中,逐渐发展出群体性的···
《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却长于叙事,在叙事中有着众多的细节描写,包括写人物、记语言、叙战争等。甚至可以说,在《左传》中,细节描写无处不在。《左传》中这些细节描写,大大增强了叙事的魅力,产生巨大的审美张力和艺术魅力。简言之,《左传》作者在用细节说话。
有周一代,礼乐不断被建构和完善,朝野上下呈现出一派文质彬彬与颂声洋洋的景象。周人对待礼乐,一方面继承前代之遗风,另一方面也创构了属于自己的审美体系。此期,礼乐被重新规定,不仅成为美和艺术的象征,还是政治的一种诗性表达。由此,西周进入了礼乐美学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