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一词作为现代术语,是个舶来品,意思是超出自己的现有状况,向往更理想的精神世界。中国传统哲学中虽然没有使用“超越”术语,但早已触及超越性问题。人们通常所说的精神超越,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宗教意义上的外在超越;另一种是哲学意义上的内在超越,为儒家所独创。
“信”为儒家五德之一,乃古人修、齐、治、平之根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由于在现代汉语中,“诚”“信”连用,且《说文解字》亦有“信,诚也”之解,故致使人们以“诚”代“信”,不经意间牺牲了“信”的独立性。
“君子不器”是孔子的名言,也是孔子关于君子人格最概括的表述。在历代学者的《论语》注释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南宋朱熹的解释:“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
先民对君子人格的锻造,从起初就极为重视“诚”这一尺度,宋儒更是将其提升至“本体”高度,重构“诚礼兼修”的君子修养。传统“诚”论所蕴含的求真务实、警醒慎动等修养要求,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等修养方法,对于塑造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新时代君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江永(1681—1762年)和戴震均为清代中叶知名学者,江、戴同出徽州,学界共知戴震的学术思想深受江永的影响。不过,关于二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始终存在诸多争议,很有进一步辨说的必要。
戴震(1724—1777年)是乾嘉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也是该时期最杰出的学者之一。思想成熟时期的戴震哲学以“道论”为其形上学,以古典的语言学和古代经学的知识考据为其哲学思考的方法。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围绕着“成人之道”即理想人格的培育这一命题,系统勾勒出关于理想人格的内涵要求及获致方法的宏大思想图谱。在这个过程中,智、仁、勇是理想人格的“三达德”,有耻、知耻成为形成光辉德行的路径共识。
禹深受战国诸子的推崇,甚至在儒家的学说里被推为“二帝三王”中的三王之首,在诸家的作品中,尽管诸子根据自身学派所需,对禹的事迹做了一定程度的取舍与增饰,但禹的大致事迹基本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其中仁爱观作为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内核,不只是一个道德层面的概念,而是一个兼具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核心范畴,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值得深入阐发。
吴汝纶是晚清桐城派的大师,被称为“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人物”。面对晚清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他怀着浓郁的淑世情怀,提出诗为“中国之奇宝”等重要论断,期望通过诗歌焕发振作的力量,发挥拯救民族危难的功效。吴汝纶的诗学思想和行为实践,促进了晚清桐城派诗歌创作的繁荣,也形成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所谓中国文化中没有人权概念、没有人权意识等种种论调在美欧政要口中、学者文章中甚嚣尘上。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梁漱溟论衡东西文化而挺立中国文化的价值,成为公认的现代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自汉代以降,《诗序》的时代与作者问题便聚讼纷纭,大致分为五类:春秋晚期孔子作、战国初期子夏作、西汉毛公作、东汉卫宏作、非一时一人之作。学术界一般认为,《诗序》非一时一人之作。出土文献的不断丰富,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新材料,兹对此再略作新探。
古典学是一门亟待建设的学科,我们需要从古典语言、古典文本、政治史和思想史等各个层面思考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
何谓“经史传统”,学界有不同认识。有人用它来指称清代学术中经籍整理、文献辨伪、史实考订、书志编纂的学术传统,这样理解显然过于狭隘。有人会把它视为经部之学和史部之学的总和,这种理解望文生义。
什么是古典学,古典学具体包括哪些范畴,中西古典学有何异同,古典学如何成为文明互鉴的纽带……11月6日至8日,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在大会开幕之际,本报以专版形式,集中刊登6篇我国古典学学者撰写的文章,以飨读者。
典籍的保存与传承有赖于中华数千年悠久精深的藏书文化,而天一阁就是中华民间藏书文化的杰出代表,是中华深厚藏书文化土壤中开出的灿烂之花。
中西古典思想家对于德性、自然、政制、人性等根本议题有共通的见解,在德性和价值理念上尤为契合。
孟子提出“性善”说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这意味着一种全新人性论的出现。因此,孟子的人性论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热点。
我们一般把性善论看作孟子对人性善恶的看法,甚至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儒家的人性观点。但我们常常也会疑惑,人性真的是善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