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提出一个观点:我们生活在最好的时代,同时也生活在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指的是我们人类是非常伟大的,发明了各类科学技术。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就能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消除饥饿,即使从今天开始,我们也能利用科学技术来达成这个目标。
“笃行”,是孔子赞赏的立身处世的信念和原则,也包含着孔子所期许的君子品格。
《论语》中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孔子有一回到卫国访问,他的学生冉有为他驾车,孔子坐在车上看着卫国人口繁多,脱口而出:“人真多啊。”冉有接下老师的话头:“人已这么多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孔子说:“应当使他们富起来。”冉有继续问:“富起来之后呢?”孔子说:“应当对他们进行教化。”这便是孔子“庶、富、教”的施政纲领,其中“教”就是···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归根结底是文化自信。前不久在四川眉山三苏祠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悠久文明历史的深厚底蕴
在中外文化史上,因编辑整理他人的文章而名垂史册者,不胜枚举。这类编纂工作,在材料取舍等方面,带有个人的价值偏好,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但倘若此编辑者具有后来居上的笼罩性影响,乃使得这一编纂行为,多少类似于将他者之花木移植在自家之园囿,恐怕并不多见。
绝大多数学校都有自己的校规,或称学规、学生守则,很多学校还印成小册子叫《学生手册》。那中国古代书院的“校规”,又是怎样的呢?其中,《岳麓书院学规》就颇具影响力和代表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基本宗旨是“成人之道”或“人文化成”,即培养人使之具备高尚的人格境界。因此,中国古代教育非常重视人格精神的塑造与培养,中国古代的教育家们为此目的采取了多样的教育方式,其中审美教育是一项重要的教育方法。
在楚辞学史上,朱熹对屈原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且引发了无数争议。朱熹对屈原的评价看似“矛盾”,但这些“矛盾”是朱熹从三个不同维度对屈原的不同评价叠加到一起后造成的误解。拆开来看,三个维度三层评价,逻辑清晰,辩证全面。朱熹的批评者因为不理解朱熹评屈的多维标准及其内在逻辑,未能认识到朱熹评屈的真正内涵与价值。
“皋比”语出《左传·庄公十年》,“(公子偃)自雩门窃出,蒙皋比而先犯之”。晋杜预注:“皋比,虎皮。”唐孔颖达疏:“僖二十八年《传》称‘胥臣蒙马以虎皮’,此云‘蒙皋比而先犯之’,事与彼同。知皋比是虎皮也。”杜注、孔疏皆以“皋比”为“虎皮”,此训久成定论,然何以训作“虎皮”,“虎皮”是否取其本义?至今似仍未有令人信服的解释。
关于先秦时期是否存在谏议制度,目前尚存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谏议制度不是先秦曾经实行的制度,而是春秋士大夫和战国诸子的一种理论虚构。(刘泽华、王连升:《先秦时期的谏议理论与君主专制主义》,《南开学报》1982年第1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从西周开始,在政治文化中出现了一种制度化的“规谏”传统,既使得“规谏”成为统治者正己···
孟子被尊为“亚圣”,是儒家思想重要的传承者和发展者,在继承、阐发、创新儒家思想方面,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的“浩然之气”“大丈夫”精神,对中华民族气节的塑造、精神禀赋的滋养更是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情感问题一直是古人关注的焦点。“去苦求乐”不仅是人之自然本性的体现,也是其价值追求的彰显。古人在对积极、正面的情感描述中常常使用“喜”“悦”“乐”“愉”等字词,其中“乐”与“悦”在经典中最为常见。古人既将“乐”“悦”等同互释,又对二者存在不同层面的理解和争议。
章句是汉代儒生治学的主要体式,反映汉代经学的基本发展形态与特征。古今学者多从经学史视域探讨汉代章句的内容、规模、兴衰概况,对“章句”这一概念的衍生过程欠缺系统梳理,就宣帝、章帝时期皇权对章句兴衰所产生的影响关注较少,对章句之弊以及章句“减省”“改定”的学术史意义,也有亟待澄清的必要。
2018年8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术学院8位老教授的回信中,就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中华美育精神,必须立足于中华文化传统,同时结合现代美育观念来加以理解。
诚如王国维所云:“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郭店简文的发布,轰动一时,推动学界简牍研究热潮。郭店简中的儒家文献早于《孟子》而成书,其所反映的是孔子之后、孟子之前的重要儒家思想,是我们考察孔、孟儒学思想的“纽带”。其中的乐论部分,为我们厘清孔、孟之间乐教思想的发展脉络提供了新的一手材料,在先秦儒家乐教史上具有···
“天人之际”是先秦诸子学的重要议题,其成果蔚为大观。郭店楚简埋藏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初,其思想形态当介于孔孟之间,学者多认为其中的儒家竹简与思孟学派有关。在郭店出土的804枚竹简中,《老子》《太一生水》《说之道》是较明显的道家材料,其他十三篇则被视为儒家作品。
现代人对大自然欠下了太多的孽债,一定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譬如全球的天气,今年竟然热成了这个非人的样子。现代人不断通过返回自然的方式,重新去反思,去还这个债、赎这个罪、消这个孽,去见天地之心,神明之容,十里河滩与孔学堂就是一个“返自然”的正果,这是一个当代绝大的艺术品,极美又极富思想内涵。
汉代今文经学者在解释《春秋公羊传》的过程中,形成了“三世”思想。清代中叶,公羊学再度兴起,“三世”说重新为一批学者所重视,并借以评判时事。清末,康有为以《春秋》“三世”说作为其经学诠释的主线,结合《礼运》“大同小康”发“三世”之说,并与西方进化论相契合,以此理论诠释近代社会变革,应对当时内外日蹙的局势。
在潮州这座千年古城的众多名片中,“海滨邹鲁”以其古朴典雅奠定了这座城市崇文重教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