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历史发挥着特殊作用。对于历史,一方面,孔子强调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他称赞“书法不隐”的董狐为“古之良史”;但另一方面,孔子自身在编纂历史的过程中,出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目的,未能完全遵守“书法不隐”原则,反而有所“曲笔”。那么,如何看待孔子对待历史的这一矛盾态度?在“不隐”和“曲笔”之间,···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汉朝时期是中国传统“大一统”国家的奠基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其所形塑的民族和文化精神深深影响了后世政治与文化的发展。我们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上,吸收和借鉴汉朝时期的思想精华,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十四节气起源于何时,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才最终确定下来?二十四节气对古人的生产生活有怎样的指导价值?从古至今延续数千年,二十四节气为何具有持续的影响力?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俗与非遗研究室主任毕旭玲,深入解读这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任何一部经典都是在无数次的重读与重估中,形成并确立其为经典的,《论语》也不例外。它承受过最高的赞誉和尊崇,也承受过最严厉的批判和污损。以当下的眼光重新审视它,当然也会发现新的意义。
从战国秦汉时代的文献来观察,先秦时代存在两个诗歌文化传统:音乐文化传统和文本文化传统。二者相互交叉,原是一个整体,但很早就有了比较明显的分际。音乐文化中的两周歌诗,至西晋荀勖修改雅乐而最终消亡。文本文化中的诗,在春秋时代的外交场所中被引用,已经开始了经典化过程。西汉以后的《诗经》明显属于文本文化传统。
俗语云:“日行一善,胜过日进斗金”。善念善行是中华文化的底色。明清之际,伴随商品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繁荣,公益慈善的观念、群体和行为得到发展,社会各阶层普遍认可慈善观念,士绅商民纷纷参与慈善活动,慈善机构和群体开始组织化。
和节日节气相关的民俗,传承了上千年,蕴藏了祖先的智慧和文化。在现代社会,我们与传统民俗渐行渐远,但在某一个时刻,我们仍会被清明、谷雨等二十四节气的名字惊艳,会被元宵的“花市灯如昼”打动,会在春节和中秋从遥远的他乡奔赴故乡。民俗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属于中国人的记忆。
“为政以德”语出《论语》,在为政篇中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以北辰比拟道德,指明道德于政治生活而言如同北辰之于众星,处于主导地位,把为政以德看作如同宇宙星辰各居其所一样,是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此加以注释,认为北辰是天之枢也,众星四面旋绕而归向之,“为政以德,则无为···
我国自古就有声诗统一的传统,从艺术起源看,诗、乐、舞三位一体,至少在先秦时期还是这样。《诗经》、楚辞实则都是可以演唱的歌词。《墨子・公孟篇》云:“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说明《诗经》具有可诵、可奏、可歌、可舞的音乐性质。《史记·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亦可见《诗经》所有作品都可配···
仲春二月,惠风和畅,中华民族传统节日——花朝节如期而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花朝节在历史上曾颇为兴盛,但随着社会变迁,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有学者表示,在当前建设文化强国背景下,重焕花朝节文化魅力,正当其时。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中国古人根据对自然物候的朴素观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法和二十四节气。由此,我们看到的日月才不仅仅是纯自然的日月,我们体验到的四季才是更有内涵的四季,我们感受到的天地才是有灵性的天地。
1929年,洛阳马坡出土了一批包括令方彝、令尊在内的重要西周青铜器,其铭文中出现了一个宫庙的名称,即“康宫”,引起学术界关注。罗振玉、郭沫若、唐兰等学者纷纷撰文讨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郭沫若和唐兰,但双方观点截然不同。在数十年的争论中,郭沫若始终认为令器铭文中的“康宫”不是康王的庙,不具断代意义,力主令方彝作于成王时···
自从“情商”理论提出以来,人们常常把“情商”看成衡量情绪、情感素养高下与否的标尺。甚至在有些人看来,“情商”的高低不仅是决定事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还是衡量一个人综合素质高低与否的关键指标。但当今也出现了滥用“情商”这一概念的现象,以至于“唯利是图的机敏圆滑、言行相悖的两面权术”等竟被当成情商高,而“性直情真、处世认真···
他人本位是与自我本位相对的一个概念,二者共同组成了建构中国文化的基石。通俗来讲,他人本位倾向于他人优先、先人后己。总体而言,他人本位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或者说在中国文化中更加强调他人本位。中国历史上很多例子都可以说明中国文化对他人本位的推崇,比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
我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外思想家的生死智慧,并将我觉得非常好的书借机介绍,请大家分享。
《大学章句》是朱熹在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的《大学》基础上再创作而成的文本。朱子以调整句序、增补段落再加注疏的方式重构了原本《大学》,使之成为儒家最有系统的一篇文章,并置于《四书章句集注》之首。不仅如此,他一生中还反反复复修改这部书,直到临终前的一天,其情形正如他自己所说,“平生精力,尽在此书”。结合《朱子语类···
从词义发展角度看,“直”初义指双方在空间相对。《说文》:“直,正见也。”正见指两方相对。《墨子·备穴》讨论当发现敌人挖隧道攻城时,守方需“急堑城内,穴其土直之”,意思是说应赶紧在对着敌人所挖方向挖隧道以防范之。《仪礼·士冠礼》也说:“夙兴,设洗直于东荣,南北以堂深,水在洗东。”郑玄注:“洗,承盥洗者,弃水器也。”“荣,屋···
孔子主要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记载反映其思想成果和人生风仪的《论语》,不过是他和弟子日常言行的对话记录。这部对中华文化浩瀚长河起到挖掘河床、疏浚河道作用的早期元典,虽然并非文学类著述,但它于不经意间谈“诗”说“文”的布局落子,却如经天日月,不仅强光聚焦文学源头《诗经》,让我们领略中华文学开场大戏的精妙绝伦,而···
《论语》通篇看起来都在讲修齐治平的义理,但并不会让人觉得艰深晦涩。相反,它能让人常读常新,随时翻开的时候也总会发现一些细节的微妙之处,究其原因,在于其文本的一种文学性特质。文学性与情绪情感、表达手法、场景氛围、气韵节奏紧密相关,因为这种文学性,杨绛先生曾经在《我是怎样读〈论语〉的?》一文中说——“四书”中我最喜欢···
文体论的产生与发展固然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发展演进密切相关,但这只是内缘因素。就外缘因素来说,政治格局、社会文化、学术思潮均对文体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因为文体本身即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