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春早。春分时节,福建南平武夷山区万木滋长,百花竞放,走在五夫镇的潭溪旁,不禁想起镇上一位老居民的诗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同一个知识分子有不同寻常的参考文献,两者之间不只是一个博士称号而已。
真的,当列车千足虫或非洲黏虫可能要容易得多,不需要有任何野心,也不试图出人头地鹤立鸡群,不想方设法在任何事业上取得卓越成就,无论多么微不足道(如体育),而是跟其他人一样随波逐流。这正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对我们来说是幸福的,对世界来说,就未必了。
我们为何做不到毫无内疚地休闲?雅各布·施耐德(Jacob Snyder)说,这要归咎于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
如果没有继承下来一种精神传统来解释生活的话,生活经验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任何价值。
19世纪40年代,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封建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古老中国跨入近代历史进程中,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由此相遇。从晚清到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历经跌宕起伏而又高歌猛进的发展。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与当代价值,现代化的推进与文化需要,凝结为一个···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今天思考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发展,无疑需要关注以上两个方面。从逻辑上看,创新和传承总是相互关联:任何文化创新都不能从无开始,而需要以既成学术文化发展的成果作为其出发点。在此意义上,文化创新与以往的学术发展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同时,文化创新又不同···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时期,各种思想百家争鸣、相互激荡,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华文化基因的集中创制时期,这一时期形成的文化基因作为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长期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宋代理学滥觞于唐,崛起于庆历年间,在熙宁、元丰年间初具规模,至南宋朱熹最终成为主流学派,以至于贯穿影响了宋明时代六百年。理学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席卷了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其核心思想是追求生命的内在真理。理学研究聚焦于物质世界,试图以观物察己的方法寻找天道和伦理道德规范。然而,此种文化体系又不同于西方···
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以文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
向往光明、厌离黑暗是人类文化的自觉。《周易·系辞》云包牺氏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而仓颉造字的传说,张彦远谓其“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历代名画记·叙论》)。八卦可以通达神妙光明的德行,文字如同黑夜中的火炬,均是类归万物、认识自然的工具。《周易·离·彖》曰:“离,丽也。···
自西方解释学被介绍到国内以来,就陆续有人提出训诂学在中国古籍注释学的基础上,吸纳西方解释学精神,更新自身,从而建立具有现当代意义的中国解释学的可能性。其中,竭力提倡并亲身探索由包括训诂学在内的传统经典注释方法向现代解释学更新转化之可能性与现实性的代表学者,非汤一介莫属。早在1998年,汤一介就提出能否创建中国的“···
牛年话牛,就不能不说说牛之神化、牛之信仰与牛之图腾。翻阅文献,从古代帝王到庶民百姓,从朝廷到乡里,爱牛敬牛,祈福求愿,是为风尚,也成自觉,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令人感奋的故事。比如,虞舜牛耕借扬鞭,丙吉微服问喘疾,宣王祭钟以羊易,等等。虞舜者,“三皇五帝”中的舜帝。舜帝,姚姓,传说目有双瞳,而取名“重华”,号有虞氏···
古往今来,与孟子有关的名字可谓不少。在中国文化史上都叫得响的名字就有好几个,比如唐代田园诗人孟浩然,北宋《千里江山图》的作者少年天才王希孟,元代散曲大家、名臣张养浩……名气等而下之的,那就更多了。据我的不完全统计,在宋元明清几代,“希孟”“养浩”“师孟”“宗孟”等带有明显孟子印记的名字,在文人中可谓备受青睐,其受欢迎程···
“阳刚之气”近来在网上成为一个话题,一些人想象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是比较阴柔的,儒生或“酸腐”或“白面书生”或“手无缚鸡之力”。对此,笔者在《早期儒家有“武德”,并非文弱书生》一文,指出儒学是继承了殷周以来封建军事贵族传统的技艺,其技艺中包含了大量的军事贵族内容,孔门师徒战斗力很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授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时,特别是在解读儒家思想时,要力所能及地结合实际,把儒家思想的重心告知学生。比如说,儒家思想强调三纲八目,即强调“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
历史的开端从来都不是自在的,而是一个由后代不断确认的起点。历史上,当中国人选择夏、商、周三代作为文明历史的开端,“三代”就成为构成中国文明主体性的重要内涵;在中国的经史传统中,这也就意味着作为历史的“三代”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不断被原理化。“三代”所蕴含的政治原理与三代的历史之间有何关联?
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提出,西方文化只是当前时代的文化,印度文化是属于历史的过去的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是人类社会未来的文化。这一论断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一百年过去了,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军事、文化等等,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重新审视梁先生一个世纪前的论断应该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清华简”中的《保训》篇系“周文王遗言”,而且其中涉及儒家所倡言的“中”道,格外引人瞩目。事实上,孔子“从周”(《论语·八佾》)、“宪章文武”(《孔子家语·本姓解》《礼记·中庸》),春秋末年以降,依然“布在方策”的“文武之政”(《孔子家语·哀公问政》《礼记·中庸》)对孔子思想与早期儒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样的看法虽可以···
牛在中国文化中是勤力的象征,代表着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精神。孺子牛、拓荒牛和老黄牛的“三牛”文化意象底蕴深厚,有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砥砺奋进的精神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