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孔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开创者,不仅“集其大成”,而且“开其新统”,并创造性地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主张。现代人也学习诗歌、音乐、舞蹈等,但往往囿于学科壁垒,忽略了古人立教之诚。实际上,“器在道中,道在器中”是孔子教育的基本理念,我们今天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是要把握这一根本特性。
先秦诸子对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诸子学说甚至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灵感来源。国人历来重视家庭教育,结合诸子著述、探求基本经验,有助于深入理解这一源远流长的传统。
中华文化追求以王道行天下,孔子继承发扬三代文化传统,王道政治是孔子心中的理想政治。孔子常谈“王天下之言”,谈以“道”治国才能“致霸王”;孟子则言及“王”“霸”之别。霸道,靠的是兵甲之力,使人被动屈服,埋下隐患,自食恶果。王道,以德行仁,人们主动臣服,心悦诚服,自求多福。
某忝为所谓美食家,假日被两次请去品尝美食,其中一次是被某地邀去为其大型美食主题商业联合体出谋划策。
在清代复兴汉学的时代风潮中,魏代亡佚的《齐诗》学成为众多学者搜辑检讨的对象。范家相、冯登府、迮鹤寿以及陈寿祺、陈乔枞父子等人先后继起,网罗遗佚,使得久已淡出学界视野的汉代《齐诗》学,尤其是其中的“《齐诗》翼氏学”重获学人们的注意。某种意义上,这开启了两百多年来《齐诗》学研究的新篇章。
家国情怀的核心内涵是在家尽孝,为国尽忠;实践途径是修己安人,经邦济世;价值理想是以身报国,建功立业。家国情怀作为个人对家庭和国家共同体的认同与热爱,是爱国主义精神产生的伦理基础和情感状态,在中华文明数千年演进历程中有着深厚的滋生土壤和历史渊源。
王夫之,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王夫之的治学范围极广,于经、史、诸子、天文、历法、文学无所不通。他的学术思想广博精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国藩曾评价他:“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在王夫之宏大的思想体系中,其有关读书治学方面的思想也是值得重视的,他的治学之道对现代···
《春秋繁露》是我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董仲舒的代表作。董仲舒是汉代广川郡人,生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董仲舒治学严谨,立意高远,尤其擅长春秋公羊学,后世尊称其为董子。
中国古代廉洁思想博大精深,体量丰富,不仅存在于官方典籍之中,也广泛存在于乡规民约和私人著述之内。我国第一部成文乡约《吕氏乡约》,就通篇蕴含着廉洁思想。
《春秋》的作者相传是孔子,关于孔子的作品也有不少,但如果请孔子本人推荐最能代表他思想的著作,他很有可能会推荐《春秋》。孔子说自己“志在《春秋》”,其中表达的微言大义,彰显其正名守分的政治主张。
《诗经》,我们可能背错了?”日前,随着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安大简”)一期研究成果公布,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原因在于,比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二字,“安大简”作“要翟”,实际上是“腰嬥”。
《仪礼》所见饮酒器有爵、觚、觯、角、散五种,可称为“五爵”。“五爵”的研讨,将向人们展示一种史上绝无仅有的、异常奇特的等级酒器礼制,足以显示先秦等级礼制所达到的无与伦比的精致程度。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6月29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
华夷理论作为中华民族统一体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其一旦产生,对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形成和发展就会起到理论上的指导作用。
孟子在《梁惠王章句》篇中由齐宣王的恻隐之心进一步探讨了行仁政而王的普遍的人性基础,由“人人皆可为圣人”到“国君皆可为圣王”,鼓励齐宣王推恩于百姓,与民同乐,从而“王天下”。
习近平总书记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等场合,多次提及“横渠四句”。“横渠四句”所蕴含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它阐明了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为读书人指明了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
朱熹一生编纂各类著作20余种,其用力、费时无疑非《四书章句集注》莫属,对后世影响最大也要数《四书章句集注》,然而传刻最多、流布最广的著作却可能是《近思录》。时至今日,在高校里中国哲学专业宋明理学原典选读的课程,学者往往直接采用《近思录》作为选读教材,无疑《近思录》是最佳的现成选本,不必他求。
如果你穿越到宋朝旅行,四川的确是最值得一游的地方之一,特别是成都。大家都知道,成都人讲求生活之闲适,喜宴游玩乐。这种风气由来已久,元代《岁华纪丽谱》载,“(宋时)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别的地方,旅游潮通常都是季节性,惟成都人一年四季都在找理由出门游玩。在这么会玩的地方旅行,肯定很有趣。
我们都以为,古人是没有择偶自由的,因为婚姻大事,要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宋朝的准新郎,还是有婚姻自主权利,因为按宋朝礼俗,两家议亲之后,有一个相亲的环节:男女对象可以先见个面,如果双方不合意,便停止说亲。换句话说,因为有了相亲环节,年轻人对自己的婚事取得一定的自主权,并非全然由家长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