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法治的建立与完善无法单纯依靠国家公权力的实践,它必然要求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和协同建构,这便是法治的“社会面向”。
罗光的生命哲学,一方面是对儒家哲学的改造,用经院哲学的创造观注入其中;另一方面也是对经院哲学的改造,使之融入中国哲学传统,以“生生”观念描述受造物之存在方式。然而,当罗光要将经院哲学“移植到”儒家传统中的时候,则注定了会存在诸多张力,这是重构某种异质哲学体系所必然面对的问题。
当前,西方现代性暴露的种种弊端,使得西方人开始反思启蒙以来种种价值观念的缺陷,古典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顺势而起。这种思潮对现代中国如何审视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未来发展具有借鉴意义。重启中国古今之争的意涵就在于,如何使现代社会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纳入到儒家道统大叙事的格局中,以实现当代的通三统,并复归王道的···
儒家孝式社会控制中的积极因素,例如统治者与基层民众之间具备相似价值追求会有利于治国理政,可对当代国家治理提供借鉴。对于儒家孝道所包含的消极因素,如孝义文化包含的长辈享有绝对权威理念要是渗透到政府机构中,可能会形成家长制与极端崇拜权力的现象,这是当代国家治理所竭力规避的。
作为工商业组织的公所继承了牙行、会馆的一些职能,也发展出自身独特的公益职能。公所的公益职能表现为以供奉祭祀为精神纽带,生养死葬为保障、开办私塾义学为传继,兼之以庙宇之修缮捐赠。
《六经》去古甚远,其义难求。荆公知难而进,籍《六经》以成务,托古改制;朱子反之,依《四书》修己,以身心之理,而代经世之道,二人学说呈互斥之势,其实质是由二人于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地偏执,所产生的张力。
天山康家石门子岩画规模弘大,人体造型优美,是亚欧草原独一无二的青铜时代大规模摩崖石刻岩画。该摩崖岩刻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末,王炳华先生已有两部学术著作出版,此外学界研究关注的论文较多,研究多侧重于生殖崇拜。
“中原文献之传”内涵嬗递的内在理路,不仅折射出宋元时期儒学的演进经历了一个由学统到道统的转变过程,同时也表明了推动儒学发展的动因,除了外部动因外,更多的还是儒学内部自我更新与发展的诉求占主导地位。
在儒家古典乐教中,琴有特殊重要的地位。透过琴,我们有机会可以认识、体会乃至实践儒家乐教。本文拟从琴的角度入手,考察儒家古典乐教的内涵及其对于当代教育实践可能具有的启发意义。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和标志。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之际,早期儒家从自然天道与人之性情两个维度展开了对礼乐本原的探索,发掘了礼产生、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为传统礼文化提供了思想支撑和哲学依据。
以井田为基础可以形成社区,乃至于扩大至邦畿,不同的行政区划从基础层面形成了乡学与国学的第等。社会教育的内容是“明人伦”,应当达到的效果是“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进一步可引出教育与养老、祭祀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文以长沙为个案,探究民初长沙祭孔的演变及其原因,检视民国初年长沙祭孔的实际情形及其所遭遇的困境,并藉此探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
军事改革需要国家领导者和政治精英共同的智慧和经验,进行长期的努力。后发现代化国家更需要在中央军事集权的前提下,进行央地适度分权,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需要防止地方主义的政治分裂,整合社会资源,增强国家认同,其分权方式应通过法治化实现。
梁启超一生的宗教选择和对于宗教的态度则可以给当今的孔教主义者们以启发,即我们是否有必要将更多的目光注视于政治与国家这些问题。毕竟这些问题对于普通的生命来说过于高远和宏大。
为应对近代自然科学与思维方式对儒家的冲击,使传统儒学适应现代世界的发展,康有为采取了“续制新义”的方式,对近代科学进行了儒家式解读。
为了应对基督教的理论挑战,康有为刷新了传统儒学入世天游的修道空间,谭嗣同则激活了传统儒学入世永生的成道时间,他们知行合一地光显了传统儒学入世立功的弘道时空。
本辑设“近代政治精英与治道转型” 专题, 着眼于华夏治道近代转型之际的重要人物思想和实践议题展开讨论。专题由6篇文章组成分别涉及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熊十力的治道思想以及民初央地军政关系和长沙祭孔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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