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美德能够拯救自由正义吗?
在对话中,拉法特马佐布邀请科斯提卡·布拉达坦(Costica Bradatan)讨论失败问题,结合建筑师作为文明叙述者的角色,剖析保护何以成为人类的基础本能。
本文论述了人生在世的短暂以及作者被诊断患上不治之症后所经历的转型体验。
《荀子思想理论范畴及体系》深契荀子大义,以扎扎实实的学问态度和孜孜矻矻的学问精神,将心、性、王、圣、礼学、群、分主要的范畴抽绎出来,逐一进行细密剖析,从概念入手董理荀子思想,是为得之,真正做到了文本与诠释互显。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五大突出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大突出特性”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中华文明不断繁荣发展。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树立大食物观,其主要涵盖了食物资源的基础性、多样性以及可持续性问题。大食物观不仅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基本观点,同时也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作为中华文明的原典之一,《尚书》中蕴含着华夏先民对食物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实践及其思考,并且与大食物观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对《尚书···
“名”的议题在先秦一时盛极,却于秦汉之际日趋式微乃至中绝。然而,立足于“新名学”的视域,汉代仍然有名学,有别于受西学影响而局限于逻辑与语言的狭义名学。汉代名学侧重伦理的、政治的“名”,注重从“正名”到“正政”的致思进路。作为方法的“正名”也并不属意在是非的意义上追求名实相合,而落实于经典诠释与字义训诂。对此可以从作为汉代···
长期以来,近代知识方法(名言方法)主导的“名学”研究于宋代关注不多,且贬斥其伦理政治(名教)意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底蕴丰厚,向往和平、追求和睦、保持和谐,始终是中华民族的鲜明思想导向、坚定价值追求,对包括和平性在内的···
想起昔年在校时,听张振林教授聊天,说容老旧事:容老为人中直,言不虚妄,故每于运动中多受批判,容老每次挨完批,面色平静,步态从容,施施然散步回家,若无其事。却有一次,居然想到几欲自杀——师母探亲未归,容先生自己做饭,蒸鱼未熟,遂沮丧不已,感叹自己无用,甚至想到了自杀。
《东京梦华录》这么介绍汴梁的夜市:“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熝肉、干脯……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香糖果子、间道糖荔枝、越梅、紫苏膏、金丝党梅、香枨元,皆用梅红匣儿盛贮;冬月,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脍、煎角子、猪脏之类,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州桥夜市之所以这么喧闹,是因···
这首夸耀状元登第的诗,出自宋人汪洙的《神童诗》,目的是劝勉学童用心于科举功名。殿试放榜时,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鼎甲”。
《尚书·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应该是“民本”一词的源头。这八个字可圈可点。“民”是国家的根“本”。“固”,在农耕文明的状态下有安居乐业的意思,有生活资料充足的意思,还有精神世界稳定的意思。由于中国古代生产力较为落后,大家必须团结一心才能面对各种灾难,所以,这种民本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我们是应该同情理解的。
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儒家实践智慧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它要求人们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与伦理情境中,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与对象作出灵活应对和恰当决策,这体现出一种方法论智慧。
在现代汉语中,“一贯”有两大含义,一指某种始终不变的状态,二指用某一个道理去贯穿万事万理。
《荀子》一书引《诗经·大雅·抑》之篇六次,其中引用“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更是多达三次,分别在《不苟》《非十二子》《君道》三篇。此引诗三处,虽然并无统论之意,但纵览此三篇所引之处行文,其立意逐渐拔高,在“维德之基”的基调下对君子品性展开讨论,最后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
宋婺州唐宅刻本《周礼》十二卷,东汉郑玄注。郑玄(127-200),字康成,东汉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曾入太学受今文《易》学与公羊学,从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周礼》、《左传》等,后师从马融,学古文经学。郑玄潜心治学,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遍注群经,自成一家,人称“郑学”,为两汉经学集大成者。
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中江教授的新作《中国人的生死观》汇集了自先秦到近代众多思想家的生死哲学,追寻并考察了中国人的生死智慧。全书分四个主题展开:生命有限与重生养生、超越死亡的理想与追求生存的乐趣、道德价值的凸显与精神价值的追求、中西生死智慧的近代会通。
《师说》写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韩愈时任四门博士。文章中所谓“师”,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老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教师——唐人并没有否定这样的断文识字的教师,而是指学有所成,能够“传道受业解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