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化的历史到逆全球化的对策,说来也简单:就是当年人家要跟我们做生意,我们不干,他就弄鸦片毒品和船坚炮利来打;今天我们要跟人家做生意,人家不干,我们既不能贩毒,也不应发动流氓战争,而是应该象孔子告诫的那样,身处蹇难则“反身修德”,自强不息,徐以图之,等待时机。唯其如此,才能给自己带来最后的强大,给人类带来最后···
以“政”行“教”是一个周密严整的系统,概言之或可列为三点:以“仁义”行“威权”、保民之生、养民之性。若无政治威权,则教化之道无从施设;若无道义至上之精神追求,则政治威权徒落为霸强之道;而王道教化与权力法度之合题,便落实为“保民”“养民”。
本文试图说明:第一,儒家伦理学不是后果主义的伦理学;第二,儒家伦理学不是康德主义意义上的义务论;第三,儒家伦理学是一种美德伦理学;第四,儒家伦理学是一种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
大陆新儒家主张“大一统”的思想,在我看来不止是三代这种历史纵向的“统”,也需要有两岸三地这种现实横向的“统”。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国两制是一个阶段的话,那么这个阶段的历史任务是我们用一种比较柔性的方法来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那么这个阶段有没有完成的一天?而统一后的国家想象是应该提前在三地都有所铺陈的。
对于世界疫情未来趋势的预测,乃至对未来世界经济趋势的预测,目前世界各国的预测多属悲观,本文对此做出动态性的、相对“中道”的预测,认为今冬疫情卷土重来,2021年夏结束,世界经济2021年更加下行,2022年回升
明末清初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提倡经世致用、心怀天下的爱国知识分子,顾炎武就是其中颇有影响力的一位。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在中国历史上,一个人与一个节日、一个民俗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恐怕只有屈原了。屈原精神是在战乱纷争、风云变幻的战国时代产生的,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
古人在交友方面颇有心得。大千世界、纷繁复杂,如何在芸芸众生中选择至交之人引为人生知己,非常艰难。张习孔在《家训》中说:“吾人防患,首在择交。所交非人,未有不为其所累者。”对于古人来说,如果交友交得好,意气相投,相谈甚欢;如果交友交得不好,就会受友连累,毁及自身。
政德,最早出自《论语》,曾这样描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意思就是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处在一定的位置,所有的星辰都会围绕着它
“乐感文化”是李泽厚提出的,它不仅是对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高度概括,更是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是对中国人诗性智慧的精审总结。
孔子八世孙孔鲋是秦代文化闻人。实现统一之后的秦帝国任用了一些儒生多方面参与文化咨询,而孔鲋没有进入这一群体。
《诗经》是一部内涵丰富的文化经典。诚如宗白华所言:“《诗经》中的诗……它们不但是中国文化遗产里的宝贝,而且也是周代社会政治生活,人们的思想感情全面的、极生动的具体的反映。”(宗白华《中国美学史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作为文化的载体,《诗经》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宗周时代的玉礼风貌。
中华文明历时数千年而绵延不绝,比较它和世界上其他各种文明,包括那些早已中断的古老文明,就知识体系而言,中华文明所独具的以现实的人为主体的特质值得深入研究。
荀子“欲不待可得,求者从所可”章何解
对于一地文化与文明的形成及流衍,必有其特定的时间、空间和人群。故历代史家早已将有关问题以普通和专业方式诏告天下。常识常以简洁明了而言,专业是以特殊方法而论。关于吴越文化的常识亦是如此。
张申府一再强调天文、音乐、科学、逻辑、群分,前二者与荀子很相似。
田辰山先生《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通的底层逻辑》一文,是某友去年3月函我而让我点评的。东海大不以为然,略予批判。而今此文早已公开发表于《文化软实力》等处,网上多处可以搜到,已没有保密的必要。故将当时的批语公开。是非曲直,公诸天下。功我罪我,任之而已。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该句出自《孟子·离娄上》。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引用了这句话。一个“诚”字,在儒学史特别是北宋以来学说发展中意义非凡。
通过对历经百家争鸣、辩难吸收、秦火之祸而流传至秦汉的三代遗存及“轴心时代”智慧的搜集、选择与承继,汉代最终确立起适用于统一局面的文化价值体系。在这一文化重建与转型的关键时期,儒学以“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形式脱颖而出,成为汉代主流学术思想
心可向善,也可向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