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是中国哲学和中华文明的核心范畴之一,气论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和生活世界。中国哲学某种意义上就是气的哲学。
清末民初以来,伴随着中西文明的交流,产生了不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语汇。其中,既有从西方或经由日本转译的外来词语,也有基于本土语言改造而赋予新义的概念。
清华简《两中》是一部战国时期的拟托类文献。作者以“帝”授命“夏启”为“下国王”作为故事场景,借帝的使者“两中”向启训诫之言,阐述了一套在邦家初定时用以巩固统治的社会治理法则。
秦汉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奠基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实现了空前规模的大一统,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大一统政治格局。秦汉“大一统”疆域的扩展、“华夷共祖”民族治理观念的形成,以及民族治理制度的颁行,推动了大一统国家的民族治理实践,丰富了大一统国家治理的内涵。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和艺术史上,有位长者用他长达百年的生命,展示了学问和品德的完美结合,书写了艺术与生活的美好篇章。他就是姚奠中,一个在国学的海洋里畅游,并在书法、绘画、篆刻和诗词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大师。姚奠中的杰出成就,就像一颗闪亮的星星,挂在了中国学术与艺术的美丽天幕上。
朱子云:“今人以為陽不能无隂,中國不能无夷狄,君子不能无小人,故小人不可盡去。觀剛長乃終之言,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耶?但所以决之者自有道耳。”
“德之不修”是孔子所忧的四事之首,可见修德是孔子思想和生命的根本问题。如何修德?孔子曾揭示许多为仁之方、修德之法,“能近取譬”便是其中一种。它教人慧悟譬喻,发现、推举德行高于自己的人,以提升自己的道德品格。
就经学史研究而论,经传正名是必要的,因为通过正名可以呈现经书系统的变动历程,由此探索经学范式的更新机制及其内在理路。但就经学的赓续和发展而言,增益经目是必要的,因为经书系统的扩大不仅意味着增加了新文本,而且意味着对传承经书的道统谱系及道体内涵的重新诠释,这有助于创构新的经学范式并推动新思想的启蒙。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指出了纯粹哲学思考的局限性。然而,在强调“知行合一”的儒家哲学传统中,对宇宙根源、本体及其生成过程的理解,与对良好社会秩序、终极人生价值的追寻却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孔子的 “仁爱” 思想、孟子的 “民贵君轻” 主张、荀子的 “劝学” 之道等,均通过文言文流传千古,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基石。“在文化旅游产业蓬勃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众多文化名人故里拥有丰富的人文资源,但在深度挖掘和开发利用上存在不足。”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杨朝···
今天分享网课交流群中的学友围绕《诗经·北门》日课和《易触》直播的一些讨论。有兴趣加入交流群的朋友,请至文末扫码。图片是《北门》日课直播时边讲边写的手稿。
中华文明的重要典籍——《论语》的国际化传播,不仅涉及经典文本的翻译与传播,更关系到中华文化符号体系的重释与再创造。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如何有效地将《论语》这一经典通过多模态翻译实现现代化表达与跨文化适配,成为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近代中国遭遇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公”与“私”这对传统思想中本就存在的重要观念经历了复杂且深刻的重构,对其后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华文明独特的时空坐标系,不仅承载着农耕文明的物候密码,更凝聚着中国古人对天人关系的深邃思考。
弄明白“仁”的古义才能进一步认识“仁”的思想内涵及其演变。据清代学者阮元考证,在先秦古籍中没有出现“仁”的本字,周初虽然有类似“仁”的说法,但并没有“仁”这个字,到西周礼乐文明兴盛之后才创造出了“仁”字。
陆九渊《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名篇。该文为陆九渊受朱熹邀请,至白鹿洞书院演讲后留下的文字记录。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存在。中国历史经过史前、商周时期不间断的发展和持续整合,最终形成统一的秦汉王朝,奠定了后世中国版图的基础。秦汉以后,古代中国虽有短暂分裂,但并未像西方文明一样分裂成许多国家,这是因为统一是各政权的共同追求。
家训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标识,对国家治理的高度关切是家训的突出特征。蔚为大观的历代家训内容繁富,囊括进德修业、读书问学、治家兴业、睦邻处世等各个方面,但推家及国、经世济民、匡扶天下是贯穿始终的思想主线,是家训宏大叙事的逻辑起点,也是新时代家风家训传承建设的重要标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徽州民间文献和文书不断大规模面世,引起了国内学界广泛关注,促使徽学蔚然兴起。
明清时期,儒家先圣祭祀的道德教化价值愈受强调,祀典地位不断上升,朝廷对先贤后裔的礼遇也愈发隆厚,使得以圣贤后裔认同为核心形成的一批新式宗族逐步聚拢和发展,并积极开展先贤奉祀和宗族建构的活动,端木氏宗族的兴起与发展即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