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来看,萧萐父先生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贡献,在学术界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在人性问题上,荀子有不同表述,由此,对其人性理论,也形成了种种带有歧义的解释。流行之论以荀子为性恶说的代表,这种人性理论又被视为孟子性善说的对立面。晚近以来,又有所谓“性朴”说,以为荀子的人性理论以主张“性朴”而非“性恶”为特点,这种看法既有曲意回护的取向,也有强求新说之意,似乎很难视为荀子的人性理论的恰当解说。合···
本文标题所称“通礼”,非取杨复《祭礼》“通礼篇”之意义,亦非“《大清通礼》”之“通礼”,乃是经学目录学上的概念。
朱熹(1130—1200)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与对后世的影响,以目前研究成果之丰,已无须赘言。只不过在衆多研究中,对朱子礼学的探讨显得薄弱。
“祫祭”典礼是中国古代将过世“先君”的神主安放在祖庙里,使其灵魂回到先祖身旁的礼仪。2016年,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钟家港南段考古发现一件陶豆盘内刻划的“三个绘画单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钟家港南段2016年的发掘》,《考古》2023年第1期),为探索我国古代“祫祭”典礼的起始年代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中国有“礼仪之邦”之称,“礼”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基石和核心特征。“礼”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祭祀、丧葬、饮酒、聘问、继承、冠服等一系列日常行为的规范,还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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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写于数月前,初发于公号。后因恐责人太过,随即删除。
宋四家,不才最心仪蔡襄。观蔡襄书,如饮汾酒,汾酒其味,醇正无偏,故广东腊肠以其去腥增香,因其有成就食材而不留己痕、功成身退、不夺他美之德。
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核。这在传世文献中多有载录,如《尚书大传》云:“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作礼乐。”然时至唐宋之际,疑经辨伪之风渐起,周公“制礼作乐”亦为讨论话题。南宋硕儒朱熹云:“周礼毕竟出于一家,谓是周公亲笔做成,固不可。”由于朱子理学集大成者···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荀子曾将求道的过程概括为:知道、可道与守道。这同样可以表达为学的境界,其中“知道”是对道的认识和理解,这是人与道关系的初级阶段。“可道”是从价值观念上认可道,这是人与道关系的发展阶段。
如果把一个人看作一个圆圈的话,那么,这个圆圈的很大一部分与他的父母是重叠的,他父母的很大一部分又跟他们的父母重叠,也就是你和你的爷爷奶奶也会有一部分重叠。同样,这个圆圈的很大一部分会跟你的儿女,你的儿女的儿女重叠……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我”,而是“我们”——一个绵延几百年的家族。它就像一个基因···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近日,来自云南玉溪的一段师生合唱排练视频走红网络,聂耳教师合唱团与玉溪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合唱团共同演绎了《诗经·小雅》的名篇——《鹿鸣》。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佛教初传中国,如何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文化和礼俗相适应、相结合是一种挑战。早期文献《牟子理惑论》说:“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为背五经而向异道。”(《弘明集》)对此,佛教徒不得不作自我辩护,自《牟子理惑论》始,《弘明集》中充斥着护教文字。如孙绰《喻道论》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佛者梵语,晋训···
庄子一手炮制的“庖丁解牛”已经在思想史上流传了两千多年。庖丁以刀解牛,历代思想者则以思想解庖丁之解牛。
君子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在《论语》中,孔子对何谓君子作了意涵丰富的阐发,强调君子应当以道为志,以仁为价值归依,以礼义为行为操守等。
“悔以迁善”出自王阳明《悔斋说》:“悔者,善之端也,诚之复也。君子悔以迁于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恶。”意思是,悔悟、反省自己的过错,就会弃恶向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