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言解》之言,道之所载,王言者,王道也。《孔子家语·王言解》是一篇记述孔子向曾子传授明王之道的文献。
和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人文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及和平性。
据《孔子家语》记载,孔子有一天和鲁哀公对话,鲁哀公希望找人帮助治理鲁国,孔子告诉他人可以分为五类: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圣贤是儒家最理想的人格,君子也是比较高的境界。孔子不把自己当成圣贤,但是以君子自许,勇于做君子其实应该作为一种人生追求。
经过战国与秦朝的战火考验,儒学在艰难中走向了春天——两汉。这一时期,政治上总体安定,经济、文化得到快速发展。汉朝统治者根据时代需要,实行尊孔崇儒的政策。特别是推行“独尊儒术”“通经入仕”等措施后,儒学趋于经学化,发展国家的主流意识。
题跋既是一种文体(文类)形式,也是一种文献类型。无论从哪一个视角来看,题跋都是因阅读而衍生的文本。
《墨子》中多次提到,“书于竹帛,镂于金石”,对于早期中国文明的记录与传承,竹帛金石居功至伟,的确值得后人铭记。
5月6日湖南岳阳一男子在婚礼上想起自己去世一年多的外婆,前些天给外婆发了信息,说很想念外婆,多希望外婆能出席自己的婚礼,并祈愿:如果外婆想参加他的婚礼,请变成一只蝴蝶儿,落在他的肩膀上。男子含泪动情地说完这句话,居然真有一只白色的蝴蝶儿飞了进来,绕男子一周后落在他的胸前。男子当场失声。
看到演员董洁和她儿子的一组合影,董洁站在挺拔帅气的儿子旁边,掩饰不住的满足和舒畅,也可以说作为母亲的自豪感。
今天是青年节,本来没打算写东西。
人在最初被告知唱歌说话须“气沉丹田”,鲜有不茫然无措,继而沮丧气馁乃至放弃的。
记得以前我的朋友李天飞老师提过一个看法:中国古代,不论是汉唐,还是宋元,还是明清,老百姓的生活都是差不多的,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大意如此,原话没有保存)。我当时对这个看法是不大同意的,想商榷一下。但因为忙于杂事,很快就忘记了。今天突然想起,兴致上来,觉得还是展开谈一谈。
中国历史上那些珍贵的典籍能够逃过秦火和战火而传承下来,除了要感谢孔鲋、伏生等冒着生命危险把典籍藏起来、传下来的爱书之人,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作为汉高祖刘邦的得力助手,萧何为保护古代典籍、传承中华文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早看见一张文图,颇有感慨。因博主个人签名不方便显示,只好截去,在此感谢。
中华文明是自信自强而富有乐感的古老文明,这一乐感基调首先蕴含在周文明的礼乐文化传统中,通过儒家学问得到发扬光大,其哲理典范就是孔颜乐处的生命风范,此一风范在北宋经过周敦颐和二程的重新发扬而深入人心,成为历代儒者向往和一再体证诠释的生命境界。
孔颜之乐是宋明以来历代儒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具有罕见的连续性特征。昔日周敦颐教程颢“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二程集》),“寻孔颜乐处”由此成为有志于成圣成贤者追求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非生而有之,而是靠后天的修身工夫实现。事实上,从《论语》的文本及其所反映的历史现实来看,孔颜之乐与好学乐教的精神有关:孔子···
中唐以前本无“孔孟”之说,更无“孔颜”之论,惟有“周孔”之称。唐宋以降,儒家内部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四书”横空出世,即便不能说侵越“五经”,至少与之相提并论矣,中国思想的特质亦由此有了很大的改观。
以乾嘉学术“异类”自嘲的章学诚,与作为乾嘉学术主流之一的扬州学派之间,实存在着重要的学术交集。无论是章氏对扬州学人的推重,还是扬州学人对章氏学术的接受,都颇耐人寻味。从中不仅可以窥见《文史通义》的早期传播史,对于重新审视扬州学派的史学建树,深化对乾嘉学术多元化特点的认识,也颇具启发意义。
《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本。相关文献从六朝开始,随着文化交流播布域外。其跨文化传播主要有两种途径:一为经学典籍在域外的传抄刊印,二为经学文本的翻译研究。在与我国文化较为相近的东亚文化圈,汉籍的直接流播是常见的形式。而在语言文化差异较大的英语世界,则以相关文本的翻译为首要传播形式。
儒道关系是中国古典思想世界演绎的一条基本线索,学界有“儒道对立”“儒道互补”“儒道会通”“儒道相通”“儒道和合”等不同说法。这些观点往往以秦汉及其后的文献为分析对象,把儒家、道家当作两个独立的学派进行比较,而轻看了多种思想在竞争合作中的相互渗透、交融与流变。
历史的演进或“演退”都可以通过“找不同”来发现。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有什么差异?我们马上便能列举出无数的不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