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子师说》是黄宗羲(1610-1695)诠释孟子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也是我们研究黄宗羲实学思想的重要文本依据。明清鼎革之际,传统的农耕社会的等级秩序发生了变化,社会道德观念也发生转变。黄宗羲重新审视传统伦理关系,试图批判宋明理学玄虚的道德形上学,建构更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
数字“三”自古便受人们青睐,常出现于古代典籍之中。纵览《仪礼》十七篇,可见数字“三”频繁出现。《仪礼》曾是儒家“六经”之一,且作为礼之本经,其中主要记载了周代的仪式典礼。其《士冠礼》有“三加冠”之礼,《士昏礼》有“三饭”之礼,《乡饮酒礼》中乐工演奏,“升歌”“笙奏”“间歌”“合乐”各环节的曲数皆以三计,而“三揖”“三辞”“三让”等仪···
王永教授一直注重挖掘先秦诸子智慧的现代意义,先前出版的《诸子今读》便在解读诸子过程中努力将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难题关联起来,而本书《诸子的智慧——中国文化元典中的100个关键词》则采用选取“关键词”的新形式,继续引导我们从先秦诸子的智慧中出发,思考当下与未来的自我与世界。
湖北荆州王家嘴798号战国楚墓竹简《诗经》,是早期《诗经》文献的最新重要发现。该批竹简总计约300支,内容涵盖传世本《诗经·国风》部分。
古徽州是一个崇尚读书的地方。“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是徽州的优良传统,读书科举是当时不少人的梦想。通过安徽省档案馆“千年‘徽’煌——徽州历史档案联展”上的一份份珍贵档案文书,揭开徽州在明清时期成为“科举兴盛之地”的奥秘。
翻开浩如烟海的中国著述,明末清初哲学兴起集大成者,特别是对后世之中国影响最为深远之人,非湘中大儒王船山莫属。
本文以作者与哲学家成中英教授跨越九年的两次深度思想对话为主线,通过个人回忆与学术访谈交织的叙事,展现了东西方学术思想碰撞与媒体伦理研究的传承脉络。
本规划是五年的规划草案。书院的发展是广义的公益事业的一部分,因此,书院的发展不可能脱离教育和文化规律的,书院的发展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事业。因此,我们应该本着“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来做书院。
康有为在天人之际的纠结揭示了近代以来从中国出发的普遍性始终面临两种根本的困难。费孝通晚年和而不同的天下大同思想,不同于康有为激进平等主义的大同,试图恢复以“推”的方式从差序格局达至天下大同。其思想底色是儒家的,但吸收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实践经验,以及对西方处理族群关系的经验的反思,是全球化时代激活从中国出发···
春秋卫国大臣石碏的儿子石厚附从州吁,密谋发动政变,刺杀桓公自立。石碏忍无可忍,联合陈国,抓住了州吁和石厚。州吁最危险,立马就被杀掉了;石厚是石碏的儿子,大家都下不去手,还劝石碏念在父子之情,放过儿子。
不蹭热点,也不站队,只是略为记一下昨晚的诗经日课中讲《邶风·旄丘》直播中讲到的一点意思。
清华简第十四辑所收的《成后》篇共由9支简组成,是一篇已经佚失两千多年的珍贵典籍,与西周前期的历史密切相关。整篇简文内容典雅古奥,语言风格与史墙盘有些近似,不易索解,加上多支简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更增加了释读的难度。
“解决了古人的智慧之源,这是我的两个主要贡献。”在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冯时看来,“智”是识字的积累,“慧”是观天的悟性,而自己学术生涯中,在古文字学与天文考古学方面的建树,正对应着这两个方面。
礼乐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诗教,本指“《诗》教”,是指孔子以《诗经》为教材传授知识,培养弟子优良品质。后世“《诗》教”逐步拓展为诗教。
“四书”之名,肇始于南宋大儒朱熹,他将《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单独择出,与《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就此儒家“道统”慧命开启了新的传承,并对后世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
睽,小事吉。
《哪吒之魔童闹海》上线后,再次火爆,其宣扬的“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理念也引起人们的争议。有人感叹“我命由我不由天”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个人都没法主宰命运,相反是被命运所主宰,如人们常说的“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隋唐以来,佛道兴盛,至两宋渐炽。佛教禅宗在宋代形成所谓“五家七派”的格局,而此时的道教内丹学也大行天下。
《论语》是孔子论道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