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不器”是孔子的名言,也是孔子关于君子人格最概括的表述。在历代学者的《论语》注释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南宋朱熹的解释:“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
从儒家的仁心到道家的自然观,再到佛家的众生平等,中国传统的天人关系论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先民对君子人格的锻造,从起初就极为重视“诚”这一尺度,宋儒更是将其提升至“本体”高度,重构“诚礼兼修”的君子修养。传统“诚”论所蕴含的求真务实、警醒慎动等修养要求,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等修养方法,对于塑造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新时代君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江永(1681—1762年)和戴震均为清代中叶知名学者,江、戴同出徽州,学界共知戴震的学术思想深受江永的影响。不过,关于二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始终存在诸多争议,很有进一步辨说的必要。
戴震(1724—1777年)是乾嘉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也是该时期最杰出的学者之一。思想成熟时期的戴震哲学以“道论”为其形上学,以古典的语言学和古代经学的知识考据为其哲学思考的方法。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围绕着“成人之道”即理想人格的培育这一命题,系统勾勒出关于理想人格的内涵要求及获致方法的宏大思想图谱。在这个过程中,智、仁、勇是理想人格的“三达德”,有耻、知耻成为形成光辉德行的路径共识。
禹深受战国诸子的推崇,甚至在儒家的学说里被推为“二帝三王”中的三王之首,在诸家的作品中,尽管诸子根据自身学派所需,对禹的事迹做了一定程度的取舍与增饰,但禹的大致事迹基本统一。
任鹏程的《先秦两汉儒家气性论研究:从孔子到王充》(以下简称《先秦两汉儒家气性论研究》)接续前贤,以哲学史的方式展现中国哲学家的人性理论,将论述的重点聚焦于先秦两汉儒家,并提出一种新的理解模式,即“气性论”。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徽州府休宁县隆阜村人)是清代著名的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也是乾嘉时代一位极具个性而又颇受争议的思想家。他一生穷困,却矢志于学,四处漂泊,而成就非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其中仁爱观作为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内核,不只是一个道德层面的概念,而是一个兼具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核心范畴,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值得深入阐发。
今天我们可以接触到多种有价证券,股票、期货提单、国债券,等等,都是有价证券。宋代也有他们的有价证券,宋人称之为钞引。
吴汝纶是晚清桐城派的大师,被称为“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人物”。面对晚清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他怀着浓郁的淑世情怀,提出诗为“中国之奇宝”等重要论断,期望通过诗歌焕发振作的力量,发挥拯救民族危难的功效。吴汝纶的诗学思想和行为实践,促进了晚清桐城派诗歌创作的繁荣,也形成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所谓中国文化中没有人权概念、没有人权意识等种种论调在美欧政要口中、学者文章中甚嚣尘上。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梁漱溟论衡东西文化而挺立中国文化的价值,成为公认的现代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一向对中国古代战争史有兴趣,近来搬书房,给几个学校、图书馆捐了不少书,但诸如古代战书、历代檄文之类则保留,时不时看看,感染其辞气之精悍,用以矫正文气之绵弱,大有益处。因此,收到四川李竞恒博士所赠新书《干戈之影》,就很有兴趣。
李泽厚先生以饱满的文学激情而热情讴歌的所谓“启蒙”,并不是被所谓“救亡”压倒的,而是“启蒙”自身就存在着极大的蒙昧性,从而必然导致很多方面的灾难性后果。这种灾难性的后果,不仅体现在当年的所谓“救亡”过程当中,而且这种“启蒙”自身的蒙昧性,又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谓的“启蒙”重启过程中,当然,在李泽厚先生这篇讨论“启蒙”与···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自汉代以降,《诗序》的时代与作者问题便聚讼纷纭,大致分为五类:春秋晚期孔子作、战国初期子夏作、西汉毛公作、东汉卫宏作、非一时一人之作。学术界一般认为,《诗序》非一时一人之作。出土文献的不断丰富,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新材料,兹对此再略作新探。
古典学是一门亟待建设的学科,我们需要从古典语言、古典文本、政治史和思想史等各个层面思考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
何谓“经史传统”,学界有不同认识。有人用它来指称清代学术中经籍整理、文献辨伪、史实考订、书志编纂的学术传统,这样理解显然过于狭隘。有人会把它视为经部之学和史部之学的总和,这种理解望文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