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中国的礼仪实践中,“观”乃内容丰富的常见现象。礼可以观,意味着礼制的成立预设了神灵、宾客、子孙、甚或百姓等第三方的“在场”。古人在礼制实践中,又常常想象后世子孙如何看待现时行为,预想自己的行为如何在后来者的意识中留下痕迹与反应,并期望获取永恒与不朽。宾客参与礼仪活动,宛如进入表演场,主宾之间觥筹交错,相互观摩···
法律的起源或秩序的生成,都需要回到对人性的认识,荀子的“化性起伪”论,指明人性是动态可变的,是可以教化提升的。由治法与治人之辩,对荀子尊君论可以作历史的理解;回归现代文明政制,治理者的作用不容忽视,但同样需要建构对权力的制度性约束,尤需要强调对自由的保障,以及人性中光明部分的发扬。法律制度的设计,需要回归对人性···
《穀梁传》以尊尊、亲亲、贤贤、男女之别为内容的礼义之道;以忠孝、仁义、敬让、以谥正德为内容的人伦之道;以兴文教、重武备、先礼后兵为内容的文武之道;以华夷之辨、存中国为内容的文明之道。《穀梁传》正论是对以礼义仁德为主要内容的礼乐文明所作深层结构的梳理、肯定,从根本上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的思维路径和价值取向,而这也···
本辑儒学研究栏目广涉穀梁传正论、荀子法思想、上古观礼论、春秋王鲁说、北宋稽古学、晚明治道论、晚清公羊学,以及明代书院、魏源理学、苏南义庄等基本命题,不乏新意和推进。百家论道栏目从道家与佛家、政治学与民族学等他者视角,观照清初图书易学、康有为政治思想、儒家博爱观、英语世界书院等交叉议题,互鉴互明所在多有。处士横···
本辑儒学研究栏目广涉穀梁传正论、荀子法思想、上古观礼论、春秋王鲁说、北宋稽古学、晚明治道论、晚清公羊学,以及明代书院、魏源理学、苏南义庄等基本命题,不乏新意和推进。百家论道栏目从道家与佛家、政治学与民族学等他者视角,观照清初图书易学、康有为政治思想、儒家博爱观、英语世界书院等交叉议题,互鉴互明所在多有。处士横···
“正统论”是中国史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自宋代欧阳修首作《正统论》之后,宋代学者们便对“正统论”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而其中苏轼的正统论在诸多正统理论中别具特色,其首次将“正统论”与“名实论”相融合,成为正统思潮中的突出代表。
所有人类文化都有一些基本特征和基本差异,对这些基本特征和基本差异进行归纳和阐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化。人们习惯用文化来解释关系到自身利益的问题,为了生存,为了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平衡。
密尔自由思想没有群己自由之分,他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即个性的多样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原创力,所以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
鉴于反传统主义与儒家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尖锐对立,儒学如何在场成为儒学复兴的首要问题。近代以来,制度儒学解体,心性儒学兴起。但心性儒学影响有限并因道德中心主义,难以容纳民主、科学等而倍受诟病。
因冈田朝太郎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缺乏深刻认知,其主导完成的大清新刑律草案呈现出一味追随西方先进法制文明、忽略本国固有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在实用性上颇受局限。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尊重我国法治历史与现实国情,同时积极吸收域外先进法治文化,如此方能取得有效成果。
因冈田朝太郎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缺乏深刻认知,其主导完成的大清新刑律草案呈现出一味追随西方先进法制文明、忽略本国固有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在实用性上颇受局限。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尊重我国法治历史与现实国情,同时积极吸收域外先进法治文化,如此方能取得有效成果。
“三教寺”作为一种宗教文化现象,在中国民间社会中较为常见,但形成的历史原因和社会生态各有所异,既有宗教逻辑不清晰而导致的自发境况,也有特定历史时期话语意义转变中对神灵的置换。
宋代政治法律体系中的“故事”具有多重属性,“详练故事”“力行故事”是对君臣的高度政治褒奖,熟练掌握与遵行故事是治国理政的基本素养。皇帝和官僚集团在处理政务时常常会检校与参详故事,从故事中寻找施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故事因而具有实质性的宪法、行政法意义。
从这些批注对诸儒学术的判断及对诸儒学术思想文献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孙氏自身的学术立场及其在本体与工夫问题上的基本见解。孙奇逢不只程朱陆王之间并无分轩轾,而且还在儒家道统的演进中给自己编排了位置,表明了自己要做新时代儒家道统完成者的学术志向。
万物与人处于一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关系之中,人一方面要领会万物与人的浑然一体,另一方面又需要积极的“制器尚象”来干涉自然界,以获取人类生存的必需品。船山通过对道体的深切领会,提出人与自然界和谐共存的方法,这对于生活在现代技术大行其道,自然环境极度破坏的现代人来说,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船山认为君臣之间应该是一种互相制约与负责的平等关系。臣子并不是君主可以任意驱遣的家奴,与君主是宾友的关系。君主的德性对国家的治理是难以始终依赖的因素,而相位的设置以至于制度的建设才是国家治理最可靠的保障。这是船山对政治统治过度倚重统治者德性的一种纠偏。
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地践行儒家思想,在政治生活尽心竭力地实践儒家治理之道,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少数民族身份的儒者、儒臣,在以儒为主,多元文化交流融汇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和现代意义,值得我们重视,加强研究,积极传播。
经术治国以回向三代,是北宋中期新型儒学士大夫的共同追求。“学术、政事见称于时”的陈舜俞,曾先后师承胡瑗、欧阳修,是建言君主“大有为”,推动朝廷进行全方位政治革新的新型儒学士大夫群体中的佼佼者,也是传承“明体达用”的“湖学”的中坚。
从首次提出以《大学》为帝学到其经筵讲学之际的32年间,朱熹从未放弃过对“帝学”的思索与建构,力图以《大学》“正心诚意”之学,正君心立纲纪,塑造理想帝王,成就尧舜之治。格物致知以明理是正君心之前提,诚意正心以修身是正君心之关键,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的实施是君心正而后纲纪立的自然延伸,体现了朱熹以理学原则规范帝王及政治的···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法治的建立与完善无法单纯依靠国家公权力的实践,它必然要求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和协同建构,这便是法治的“社会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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