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立国与治体新论:钱穆历史政治学研究》(后简称《共和立国与治体新论》)是任锋“治体”系列论著的第三部。此书接续了作者的一贯思路,与更早的《道统与治体》《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一道,构成他对现代中国立国问题的初步探索。与此同时,书中业已包孕而生出新的思想方向和进展,只是时常与旧有思维模式和表述缠绕,因此有待进···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思考凸显于对天道之是非的探讨,尤其体现在《伯夷列传》一文。他特意将其置于列传首篇,以夷齐相让之事,彰显了理想政治应有的“贵让”之道,含蓄地回应了天命与政权鼎革关系的难题。他又通过独特的行文章法,引出天与善恶报应的关系难题,明确表达了对天赏善罚恶的质疑。在天道难以保证德福配称的现实处境中,司马···
我的导师邹昌林先生已经去世快五年了,再过几天就是五周年。我也已经五年未再看到他的音容笑貌。前两天从一位师兄那里听到邹老师生前的同事回忆他生前的一些事迹,我听到后油然产生思念之情。因此又打开邹老师的著作重温老师的思想,看着看着,似乎看到了他在灯下奋笔疾书的样子。
胡宏所传承的是《易传》《春秋》“孔子—董仲舒—宋初三先生”的历史传统,坚守儒家“乾父坤母”的宇宙图景,以天为最高存在,并用“心以成性”的实践活动来重建天人之间的连接,将心性之学内嵌于天人之学的理论框架,其“天(性)—心—物(事)”的理论不仅是对“天生—地长—人成”传统的维护传承,也是其深化拓展
蔡元培正是民国初年“废经”政策的主推者,也是1935年“读经问题”大讨论中的代表人物。本文指出进化论在这场变革中发挥了关键性的理论作用。蔡氏作为一位典型的晚清儒学士大夫之所以放弃忠君、尊孔,转而接纳西方价值与学术,正是因为接受了由严复改造的进化论,而进化论背后则蕴含功利主义的伦理学立场。
槟城五福堂(五福书院)从设立至今,至少已有100多年历史,并在槟城华人发展史上扮演重要角色,也是槟城州的国际文化遗产。
2023年5月19日,杨国荣教授应邀到山东大学作讲座,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博士研究生林蕴臻同志受《曾子学刊》的委托,对杨国荣教授作了访谈,本文系访谈记录。
“由北京大学主办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抗战”国际学术研讨会2日至3日在北京举行。两岸暨港澳以及来自美、英、日等国近百位专家力求在更广阔研究视野和更深入学术对话中重新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与当代价值。
“由北京大学主办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抗战”国际学术研讨会2日至3日在北京举行。两岸暨港澳以及来自美、英、日等国近百位专家力求在更广阔研究视野和更深入学术对话中重新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与当代价值。
“由北京大学主办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抗战”国际学术研讨会2日至3日在北京举行。两岸暨港澳以及来自美、英、日等国近百位专家力求在更广阔研究视野和更深入学术对话中重新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与当代价值。
“11月2日上午,由北京大学主办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抗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英杰交流中心举行。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以及来自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近百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以“全球视野”回顾中国抗战的奋斗历程,共探人类和平发展之路。
百年之间,儒教式微,学术西化,政治失道,纲常不明,信仰无归,制度无本,天下士心忧痛而莫知其途。蒋子盘山先生有感于斯,以一己之力,匡扶斯文,迄今已三十余载。先生长居山林,拒浮名,修身著述,教化来者,构建儒教信仰之体系,发皇王道政治之精神,实开近代儒学重建之新篇章。
马来西亚槟城的五福书院(五福堂)已有100多年历史,并在槟城州华侨华人发展史上扮演重要角色。马来西亚道理书院院长王琛发教授——《五福书院》作者,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介绍五福书院的由来,其承载的中华传统文化及在文明互鉴、文化交流中的意义。
一是史思互动中的文明论哲学成果不断涌现;二是以春秋学为主的经学复兴未艾方兴;三是继续基于生生思想创构思辨性哲学体系;四是对诸子学与经典的多维研究持续推进;五是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以及中国思想的现代诠释取得新进展。
思想史、观念史、哲学史、学术史,这些概念在学界来说,通常辨析得不是很清楚,往往一边混着用,另一边又刻意地去区分。当然也有很多交集的地方,但一般在传统来讲,我都把它归为学术史。我年青的时候,约1986-1992年,曾经在中国文化大学跟辅仁大学教授清代哲学这门课,就用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为教本。
在宋明理学的发展历程中,“学颜子之所学”一直是学者探求“为己之学”的核心议题。王阳明对颜子之学尤为重视,其“颜子没而圣学亡”的论断成为心学一系建构孔颜道统论的基础,与程朱理学确立的道统说分庭抗礼。
该公案首先涉及的冲突在于亲亲与尊尊的轻重权衡,但儒家伦理学不是普遍义务伦理学,判断时不是仅依凭抽象原则,而是在不同的分位名号与具体情境中寻求中道。礼制可以被用来理解轻重亲疏的常态结构,但是当现实遭遇秩序崩坏或者伦理困境时,就不能顺畅兼容现实中一切复杂情境。
《中庸》经筵进讲及其向最高层的传播,是研究宋代《中庸》学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从邢昺为真宗讲《中庸》、到仁宗以之赐新及第进士,再到真德秀为理宗读《中庸》,并成为“四书”之一,《中庸》思想不断被诠释与挖掘。
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中围绕共和民彝的四重束缚展开了批判,思绪汇聚至分别指向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理与法之关系架构,强调理法连通构成了理想秩序追求的核心逻辑。这一逻辑脱胎于治体论的基源思维传统,除了近代西学的塑造,尤其得到了近世新儒学治体模式的熏染,在民初思想氛围中显示出源自传统的激励。
中国哲学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从近代以来在西方哲学影响下自觉书写中国哲学史、新中国建立后受苏联哲学范式意识形态化,到改革开放以来在多元的研究发展中形成新范式,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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