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通过诠《四书》旧典和树《太极图说》新典的方式,推尊了以周程道学为正统的道学脉络,围绕道统建构了一套贯通形而上下的理论体系,实现了经学与道学的相融合,展现了思想建构与经典诠释的内在一体,体现出思想的历史继承性和时代创新性的统一。
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在中国有上千年的历史,在中国文化与教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书院的办学方针、办学模式、治学精神及人格培养方法都对现代教育有着积极借鉴意义。
20世纪学界对儒家心学的研究主要注目于孟子心学和陆王心学,较为忽视朱子心学。其实,在朱熹思想系统中,人心与责任相辅相成、密切关联,而这主要借助于“事”明言范畴加以联结。
目前的西方世界,伦理上的“个体主义”,思维方式上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常常走向极端,科学上的客观真理的“相对性”[58]和善恶判断的相对性,加上宗教上由于“宗教私人化”,致使伦理道德的社会整合功能的减弱。同时,除了经济上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政治上民粹主义也日益明显。
以井田为基础可以形成社区,乃至于扩大至邦畿,不同的行政区划从基础层面形成了乡学与国学的第等。社会教育的内容是“明人伦”,应当达到的效果是“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进一步可引出教育与养老、祭祀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区分个人和社会两种视角,一方面强调个人在道德选择上肩负着无法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从统计科学的角度看待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与物质贫富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或为解释物质富裕与道德修养关系问题的有效思路。
“结晶说”虽然脱胎于积淀说,但二者又有多方面的差异:“积淀说”重在文化-心理结构的分析,重在解说“先天而先在”,重在建构“情本体”,而其实质是放弃本体;“结晶说”重在性善论的解读,重在阐发“后天而先在”,重在重构“仁本体”,目的是将道德本体讲透彻,坚持好。二者之同异,不可不察。
王船山反对汉儒将“权”与“经”对立的观点,认为不能以“反经”定义“权”。同时,针对“反经合道为权”的经权观在道德实践中可能导致权术、变诈的流弊,他提出行权应“不易于正”的主张,明确反对“机权”行为。船山将“经”“权”关系理解为一种体用关系,认为二者是统一的。王船山的经权观,在承认道德准则的普遍约束力的基础上,对主体在具体情境中···
其实我以往总是希望可以把这些经历写出来,但一直没有时间。因为我觉得我从学的这个过程是有值得汲取的地方的。
按照朱熹的理解,太极图每相邻的两层都有天地之心的作用,也就是说,太极图其实也可以称作天地之心图;朱熹特别重视天地之心的主宰含义,在其思想架构中,天地之心的理论功能是统合理气,也就是说,与工夫论层面的心统性情相应,宇宙论层面则是心统理气。
陈立明确区分了“衰周之鲁”与“《春秋》之鲁”,认为孔子作《春秋》,以《春秋》当新王,从而托鲁为王者乃“《春秋》之鲁”,而非“衰周之鲁”。同时,陈立在为何休《公羊解诂》作新疏时,不仅全面继承了何休的“王鲁”思想,并且顺着何休、徐彦的思路,对《公羊》本文的“王鲁”意蕴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与发挥,从而使得何休的“王鲁”思想被更为彻底···
中华民族在复兴,传统文化没落下。从还算漫长的近代来看,这的确是个新近的现象,也自然有其由来。
《庄子•逍遥游》中的“尧让天下与许由”的故事有其深刻的寓意,它关联着对自由主体与自由秩序的理解,但历代对之的解释颇多分歧,这一分歧集中在对尧与许由二人的态度上,历代的解释可以归结为扬许抑由、扬尧抑许、尧由俱抑、尧由俱扬四种类型,在对对四种态度做出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立足于郭象哲学对扬尧抑许、尧由俱扬的综合,而···
针对晚清民国时期传统社会结构的崩溃以及儒学游魂化的问题,梁漱溟侧重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联来诠释儒家的良知观念、理性观念,并强调理性制度化(组织化)之必要性,由此重塑新的礼乐秩序。其实质是以心学的致思进路回到伦常生活的大本大源,重建儒家伦理的公共性和凝聚力。
《明夷待访录》将宋学变革思维发挥得淋漓尽致,它的非历史论理气质使得治体构想能够截断众流,别开天地。这一别开天地,建立在抽掉现实立国传统本末的基础上,在转向未来的时刻倚靠的是一个虚无化的历史世界和完美化的经学典范。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起活埋”,“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船山的夫子自况,其背后的辛酸,孤独,玄远,乃至偏激,恐非后人轻易能解,也未必合乎当世时宜。要还原船山思想原貌,谈何容易,遑论“复活”。
一个具有启蒙作用的圆满的哲学体系必须“体证的形上学”与“观解的形上学”并建,但船山的生命形态之于“体证的形上学”根本隔膜,故他只建立了“观解的形上学”体系。这样的哲学体系必然导致对儒学宗教性的消解。
关于中国哲学研究之话语,其所涉及的有“古典话语”“现代话语”,此两者又分别涉及于“生活话语”“学术话语”,如此一来,就有“古典生活话语”“古典学术话语”“现代生活话语”“现代学术话语”四个向度。
通过文献梳理,仁宗御撰有《洪范政鉴》,该书承继汉唐灾异学说,沿袭历代《五行志》编撰体例,并践行于现实政治。但因为仁宗对待灾异的“不诚”态度、流为程序化的政治应灾行为,以及由此表现出的统御之术与用人之道,特别是庆历新政时期以灾异为契机的政治博弈,致使北宋现存《洪范》论著无不表现出反思这一灾异化的《洪范》学。而这正···
责己与责人是儒家用以处理己他关系或人我关系的重要伦理规范,也是儒家责任伦理思想的有机构成,同时还是当代中国推动人履行社会责任的不可多得的美德传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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