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藏礼于器”思想影响下,“器物”成为“礼制”的指示器和强化剂,二者呈现出一种双向互构的关系:一方面,器物是礼制的物化形态,器物的设计与使用要遵循礼制规定,礼制在器物中以物化的形态得以显现,另一方面,器物反作用于礼制,对礼制具有强化作用,发挥着重要的“无言之教”的道德教化功能。
“无为而治”是儒道两家共同的社会治理目标,具有相近的社会治理价值追求,其特点是强调统治者减少行政干预,最终实现“垂拱而治”的治理效果。两者的区别在于,儒家期待以“德政-德教-德治”的方式治理社会,实现“化成天下”的治理成效,最终达到“无为而治”。而儒家“德治”本身,不仅强调君主具有政治德行操守,而且要求君臣率先垂范,推行“···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唐虞之道》对禅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构建,但因为是对尧舜传说的哲学解读,这使得对政治的哲学思考与对历史的政治叙事结合在一起,其中有一些问题需要厘清。如禅让是否可以包含传子,制度维度的“位”和美德维度的“德”之间是什么关系;禅让和内圣外王是什么关系;血缘原则的“亲”和德行原则的“贤”之间是什···
热门电影《第二十条》中,“我们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法律的权威来自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等台词,折射出中华法治文化中的人本主义精神,引起观众情感共鸣。回顾历史,古代中国如何兼顾“天理、国法、人情”综合治理国家?公法内容为主导的中华法系何以体现人本主义精神?
道德本乎天,故以道德来评判一切的道德主义,实则道法自然。包括殷海光在内的一些思想家批判儒家的道德主义路向,以之为儒家的弊病,但这些批判不过是现代观念(尤其自由主义)的产物,而为儒家辩护者也因此被“观念绑架”,不敢承认儒家的这种优良特质。
朱子对「人心道心」的诠释采用《中庸》「未发已发」的模式,意味着未发已发问题是朱子人心道心说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一般认为,朱子的人心道心均属已发,但这种理解因未发之心的缺席会导致「大本」不立的严重后果。实际上,朱子对道心的理解没有局限在已发的阶段,道心兼具未发已发,而人心只属于已发。由此,朱子自中和新说确立的心论···
“文明对话还是冲突,是世界正在面临的重大选择。这不仅是文化间的选择,更是关乎人类存续的选择。”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如是说。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传承、创新与发展。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体现着中华儿女对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维护,离不开对人文初祖黄帝及其所创造文化的高度认同。黄帝文化对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创造性发展,黄帝祭祀对于中华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形成与积淀,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
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校园里与一位来自国外的大学教授亲切交谈了一分钟。这位教授,中文名字为安乐哲,曾为美国夏威夷大学终身教授,西方儒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领军人物之一,目前受聘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通过对《孝经》五刑章的详细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呈现孔子的律法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要点:首先,刑法的目的是为了激发人们的迁善之心;其次,孝是一条根本性的律法,是规范社会秩序其他法律的基础,是诸法律的律法;再次,由“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来的孔子律法,可概括为“四尊五勿”:尊天,尊亲,尊圣,尊君;勿杀人,勿奸淫,勿侵···
《六经》成立关联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奠基。这一奠基首先是确立秩序担纲主体,三代以上帝王主体转化为三代以下的圣人主体,两种主体分别对应着“治出于一”和“治出于二”的不同秩序格局。《六经》成立关联着民族精神的奠基,具体展开为文明之为文明、人性之为人性的原理之确立。《六经》作为一种超越具体社会和时代的文化宇宙,构成中华民族···
现代经学的学科定位问题,涉及到对经学思想定位的理解,前人“六经皆史”“六经皆礼”“六经皆文”三种论说都是在处理这一问题。“六经皆史”“六经皆礼”“六经皆文”三说,从宏观角度阐释了经学的起源及其实质,是对经学于中华文明基本精神中核心地位的不同表述。
刘宗周没有接触过王一庵关于“意”的理论,但是他受过泰州学派王艮(一庵之师)的影响;对于另一位言“意”与刘宗周相近的江右王门学者王塘南,亦无文献证明他个人对于刘宗周“意”论的启示,但刘有取于王塘南所在的江右学派(比如邓定宇)是确凿的。
吾人企图通过斯宾诺莎(Spinoza)的实体一元论之「实体/属性/样态」三分架构(相当于中国哲学之「道/性/气」或「体/相/用」)或「实体/属性/本质」三分架构(相当于「道/性/理」)重新阐释定位宋明理学之分系(北宋三家道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蕺山船山气学),视为同一实体或道体不同面相之侧重发展。
《吕氏春秋》存有不少荀学因子,此向为学界所忽略。从《吕氏春秋》的创作动机来看,与《荀子》一书在当时广宣流布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从二书相关联的层面来看,在《荀子》普及传播的战国末期,《荀子》成为《吕氏春秋》编撰素材与参照文本的可能性极大。
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深深影响其他东亚地区的文明。在首届武夷论坛系列活动举办之际,韩国成均馆翰林院前院长、成均馆大学名誉教授崔英辰在首尔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介绍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路径,探讨儒学如何影响、塑造东亚文明,及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由中国人民大学等主办的首届武夷论坛系列活动即将举行。将赴中国福建参会的马来西亚学者郑文泉日前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认为,儒学思想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世界依然可发挥重要的现实作用,儒家思想所蕴含的全球同理心对促进文明与文明间的包容、互鉴极富现实意义。
书院,诞生于中国,影响及世界。
以朱熹思想为重要代表的宋明理学,在宋元明时期深度影响中国社会,为后世文化提供了重要养分,更不断地走出中国与不同地域的本土文化交融,影响广泛且深远。在首届武夷论坛系列活动举办之际,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劳悦强在武夷山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读朱熹——作为八百年前东方思想集大成的文化代名词,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之上···
唐代将孔庙附祭人选扩大到孔子门人之外,打开了子思进入孔庙的制度性窗口。北宋中后期,子思凭籍孔圣后裔的身份得以封侯和从祀。由于宋代《中庸》地位的提升,以及宋人连接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动力,子思在明道和传道上的贡献日益凸显,其在儒家道统系谱中的位置逐渐稳固下来,并最终形成了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一以传道为主要线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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