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礼法之争”的实质,在于以何种方式“辨风正俗”,安定地方秩序,重塑中央政权的“大一统”框架。“正俗”折戟背后的问题在于:新政改革已经越过了早期张之洞所主张的“中体西用”之论而上升到了中西方对“道”(文化话语系统)的争夺。
《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良心”,是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果,是一百多年来对自然法的再次“发现”。从“仁”到“良心(conscience)”,或许词不达意,但绝非南辕北辙,甚至恰恰是歪打正着。因为最质朴的“良心”,最具有本源性,最容易被理解,也最有力量。它出现在《宣言》中,是多么恰当。而张彭春,是在《宣言》中将其点亮的那个人。
“天人合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重要观念,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整体有机的宇宙观、生态观。由于中国先哲对其所论较简,使这一语句的意义并不明朗。有必要经过解释和阐明,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揭示中国古代哲学家讲“天人合一”的因由,明确这一观念的哲学基础和基本意涵,并赋予、彰显其现代含义和价值。
孔子在匡被当地人误认成了阳虎,当地人把他围起来了,这件事情本身比较清楚,可棘手之处在于,编《论语》的人为什么要使用“畏”字呢?字面本来也很清楚,转换成白话文,大意就是“孔子在匡地畏惧”,但这样解释的话,就有点尴尬了,孔子身为圣人,面对危险还恐惧吗?这似乎有损他的形象。
四海孔子书院正在筹备申办的台湾历史文化博物馆融藏品收藏、陈列展览、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内设《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台湾历史文化展览》的基本陈列包括《港台新儒家》主题。
礼图是朱子十分重视的一种礼学解析工具。在朱子的礼图思维中,解决实际问题是其根本的归宿,主要体现于以礼图来解决社会礼仪、礼学教育、现实政治三方面问题。规范化是朱子礼图思维的根本原则,主要表现于礼图作品由政府颁布施行原则与经学化制作原则。
“自然”是理解与阐释程颢仁学的重要观念。程颢仁学的理论基础是“生之谓性”与“天理自然”。性与天理皆为自然之存在,程颢以性之自然与天理之自然阐发仁之自然,将仁视为合人道与天道为一的自然本体,同时也将“识仁”作为体仁的自然工夫。
在中国思想中,超越性并非指向以心灵体验作为位点敞开去身体化、去社会化、去宇宙化的作为终极根据的绝对者,而是走向历史过程中文化宇宙的绵延,道体通过体道经验而被纳入历史文化世界,参与超越性根据就是参与历史文化宇宙的赓续。
通过详细引证比勘诸史料,可知文彦博语远绍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语,而自汉宣帝言“与我共此(治天下)者,其惟二千石乎”以来,“共治天下”说为包括宋朝的历代君臣所普遍接受,只是文彦博代之以“士大夫”而已。故文彦博所说之“治天下”及其他宋人所云之“共天下”“同治天下”,大抵皆为“共治天下”之意。
《乐记》创造性地援易解乐,同时创新了礼乐哲学与易学,形成礼序乐和的重要思想,将传统的以礼统乐发展为以乐统礼,由更重视秩序之“中”发展为更强调感通之“和”,建构了新的礼乐哲学和美学典范。同时,《乐记》以礼乐代乾坤,将乾坤易发展为礼乐易,成为孔子以德解易的完成式,开创了天人合一的新形式,由此奠定了它在先秦思想史上的重···
孔子对仁的追求,可由“爱人”与“自爱”的维度加以审视,并提供了一些具体的关心自己与他人的“内在”方式,如作为精神修炼技术的“内省”与“忠恕”。孔子后学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最重要的功夫论话题,即有关于“诚”与“独”的思考。这些作为孔子后学精神修炼的关键,最终要求我们以真诚的方式保持内心的完整性,并以此作为获得德性、达成理想人格···
朱子重新解释了心、性、情三个范畴的含义、特点和效用,认为心是虚灵明觉,具有统摄义和主宰义,性是实理,其内涵是“合当”或当然之理,即规范性和正当性的道德指向,而情则是心之已动和性体的发用,因此属于气禀的范畴,气禀精粗和正偏导致情有善恶之分。
朱子注解“新民”遵循了“以文义推之”与“以传文考之”相结合的原则,其逻辑思路为:人人皆有明德处且需要自明其德,从根本上决定了新民的可能性;新民的重要性和“民”自身难以完成自新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从总体上决定了新民的必要性;新民的实现需要“上之人”与“下之人”共同努力,综合运用“絜矩之道”“齐之以礼”“齐之以刑”,始终坚持“苟日新、···
在终极性意义上,为善无意为为善有意提供了存在意义上的终极根据;并且前者也时刻以“不”的方式参与进后者的“是”之中;它们一起组建起真正意义上的生存本身。生存本身照见了利玛窦式理性论证和儒家天命意识之间的差异和相互补足,这是实现中西之间深度思想交融的关键所在。
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将“十六字心传”看作是“尧、舜、禹所传心法”,标志着理学在实质层面上开启了“心学”这一儒学新路向。阳明的道统论与其心学构建则是接续理学的道统论及其所蕴含的心学路向展开的。在阳明那里,道统是在历时性的时间脉络中确立儒家学术的精神命脉,而正统则是在共时性的多元学术形态中贞定儒家学术的发展方向。
中国话语的当代建构有赖于对文明结构的深刻把握,而诠释的技艺是促成此项思想创造的有力工具。因此,无论是弘扬中国传统经典,还是将中国传统经典作现代性转换,事关思想本身,而非诠释学理论所能负载的使命。中国经典诠释如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重思其普遍性的文明意义,是现代中国经典诠释学建构的应有之义。
学界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释义渐有趋同之势,但仍有分歧。实际上,“不可使知之”句中的“知”当作“知晓”解,不宜破读。此“知”字之意涵和《墨子·经上》对“知”的定义相同,在与“民可使由之”相对立的语境中,“不可使知之”句中的“知”含有采取强力手段或空洞说教使人知晓的含义。“民可使由之”句肯定了民智足以知“道”、人性之向善,“不可···
第八届全国书院高峰论坛已于日前圆满落幕,海内外百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共同探讨了如何在完成文化生命之传承的同时,让书院“活”起来,并精神性地继承,创新性地活化,安立书院的现代性,扩大与发挥书院的教化作用。
第八届全国书院高峰论坛已于日前圆满落幕,海内外百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共同探讨了如何在完成文化生命之传承的同时,让书院“活”起来,并精神性地继承,创新性地活化,立足书院的现代性,扩大与发挥书院的教化作用。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全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经济发展进程放缓,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发酵,种种复杂的变量推动世界大变局不断向纵深发展。因此,加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坚持和平发展主旋律是解决世界公共危机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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