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建基于“国性”“特殊性”而来的对传统的辩护,在列文森看来都不够充分。不过,列文森的这种“一元普遍”的观点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检讨。总之,如何理解传统文化的普遍性,如何理解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些是我们面对列文森的“剃刀”时所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可以从以下四项内容理解这种“一体性”:一是“中国”认同,它构成多个具体民族的凝聚中心;二是“礼义”,它意味着一种基于华夷之辨的文明论归属;三是“斯文”,一种超越具体族群及其社会的文化宇宙;四是“经史”,一种在民族混杂流变中的处变贞常之道。
我们也发现孔子所倡导的价值观,在现代中国人的身上根本挥之不去,仍然主导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甚至今天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也跟我们对孔子、对传统的态度息息相关。要让孔子“博物馆化”,有些太过一厢情愿了;中国的现代化,根还是扎在中国传统的土壤中。
朱熹对孔子生平自评的译注,主要存在四方面问题:1、神化了“不惑”和“耳顺”;2、以朱熹的天命观取代孔子的天命观;3、译注着眼在“下学”,低估了孔子的人生境界;4、割裂了孔子一生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间的联系。孔子的一生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学道、立道、信道;后半生,知天命、顺天命、合天命。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相统一。
汉儒多以“天道”关乎上帝和群神,能决定吉凶祸福,带有人格化、有意志、宰制性、神秘性的色彩,且常为之占,是为国之大事、政之要务。所以,“天道”首先是宗教命题,至少是宗教与哲学并列之命题
杨先生以《贡献与终结》为是著命名,可见其对牟先生的思想有赞有弹。所赞者,在牟先生所传承之心学尤其是十力学派的道统与学统;所弹者,在牟先生的具体立论。然学以载道,如何立论事关道统与学统的正当与传承。
热烈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明代哲学系列会议的第五次会议。前面我们关于王阳明、方以智、刘宗周、湛甘泉,都举行了年度会议,第五次是关于东林学派。这个系列将来我们还会不断地继续下去。
“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不仅反映出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六经作为中华文明的历史性精神的表达和延续,在今天面对跨文化的处境,它必须在与其他文明的经学文本中辨识自己的位置,重新认识自己。作为秩序原理与文明根基的六经,必须在应对个体问题、中国问题、人类问题和世界问题上显现自己的活力。
今天在经学研究的领域,我们往往主要看到“公羊学”“谷梁学”,或“仪礼”“周礼”的考证,这些研究与经学的以往形式并没有实质的差异,现代经学显然难以停留于这一层面。在指向传统文献或经典的过程中,应从现代理论的层面加以探索,考察其多重义理以及在回应不同的时代问题所可能具有的意义。
“性恶心善说”是近年来针对荀子人性理论提出的一种新的诠释。这种诠释于“性恶”和“心善”两端似都有可商榷之处。以物质欲望本身的特点为恶,还是以物质欲望无限度发展的结果为恶,这是“性恶”需要讨论的问题;缺乏仁性的有力支撑,单靠智性的认知之心唱独角戏,能否保障心必然为善,这是“心善”需要讨论的问题。而是否有必要将《不苟》确定···
经学中的“宾礼”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概念,《周礼·大宗伯》只有“朝、宗、觐、遇、会、同、问、视”八种极为简略的定义,经过郑玄、熊安生、孔颖达等人的注疏,宾礼从诸侯朝天子泛化为天子、诸侯、卿、士等贵族之间的相见聘问礼,也指代不臣服于天子的特殊群体之礼。现今学界将“宾”“客”“宾礼”“客礼”视为具有清晰内涵与外延的稳定性概念···
陈焕章认为缺乏道德根基的放任主义只给强者带来利益,必致社会分裂和崩溃。为了阻止经济的去道德化,陈焕章认为社会经济秩序应该建立在道德和经济双重动机之上,并建构了以美德为中心的儒家经济学。
章太炎在“回真向俗”阶段给予孔子一种深度的哲学诠释,这种诠释可一言以蔽之为“断所知障而不尽断烦恼障”。章太炎的孔学诠释既在最高的意义上推崇孔学智慧不亚于佛学,又突出孔学作为世间法的儒学特色,不仅注重孔佛之同,同时观照孔佛之异。
在中国哲学中,物并未基于“相—是”得到把握,“用”成为中国哲学对物之同一的把握方式,从而也就是作为根据的物之“如何”。从“用”把握到的存在者之规定性,即物之“体”,而这种把握在指向物的同时,更指向了对存在者之整体及其根据的把握,因而通过体用论展开的对物之“如何”的追问表明自身为以“天德”或者“天理”为根据展开的形而上学体系。
蒙培元在其数十年的研究工作中,不仅以其扎实的学术功力重新梳理了儒家哲学史、中国哲学史,而且以其深刻的思想洞见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哲学思想体系“情感哲学”(学界称为“情感儒学”),包括其中涵摄的次级理论“心灵哲学”和“生态儒学”。
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究竟是否为专制的问题从未缺乏过探讨。如何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在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础上建立新制,是现代新儒家共同关注的话题。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既要正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也要明确“专制”概念的中西差异,而不是一定贴上“专制”抑或“非专制”的标签,这才是···
经由阳明心学的兴盛,明代经学虽然在知识层面上“极衰”,但经学所承载的圣学精神却在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传人那里得到身体力行、发扬光大,而这正是今天重新发展经学所宜留意之处。
忠信仁义是儒行的内在信念,也是儒家群体的共同目标与期望,儒者据此超越世俗政治以自立。而忠信仁义的神圣性源于天命,由天赋予仁者。仁者作为儒者的最高标准,等待其天命在世俗社会中的开展与实现。
儒佛之辩在宋代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宋初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北宋理学创立期注重儒佛大防;南宋深入理论内部进行思想辨析。宋代儒佛关系错综复杂,是因为随着儒学自身的发展,辟佛的重点、辟佛所要达成的目标也在不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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