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俊教授在江南儒学领域的研究具有开拓性,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周一谈治学”栏目特邀请何俊教授,为大家介绍江南儒学的核心问题、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等,并分享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建议。今转于公众号,与读者分享。
1918年底,学者梁济问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三天后梁济投湖自尽,其后整个20世纪,中国与世界几乎都在动荡巨变中度过。
戴震提出的“圣贤之道,无私而非无欲”的新伦理学命题,恰恰是将北宋以降的新儒家传统的伦理学、道德修养学由个人向内的心性修养模式,从理论上转化为一种在社会关系的过程或领域中处理自我与他人的伦理关系。这种理论的转向真正地展现了伦理学的本初意义,以及儒家道德哲学重在处理人我关系方面的思想特质,剔除了受佛教和道家、道教偏···
与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不同,在中国大一统的思维框架下,天人乃是合一的关系,人生的完满追求也应该是圣俗不二。因为好的生活既需要世俗性的烟火气,也少不了神圣性的精神升华。面对着越来越物质化的现代社会,大一统的天道思想有助于我们重建人与自然以及自我身心的和谐统一关系,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达成平衡,而不偏执于一端。
中国古代是先有大学,包含了教育、祭祀、政治和伦理多种功能;后有孔庙,主祀孔子,并及于四配、十二哲、历代先贤先儒。自汉代以后,儒学逐步经学化、制度化,祭孔讲经亦逐步常态化、制度化。东晋国学“增造庙屋”,“庙学合一”教育规制雏形初具。
近四十年的儒学研究,也许可以大致描述为一个由哲学范式经思想史范式向文明论范式转换的过程。从文明论范式出发,我们则要反思近代以来以理学为儒学展开的中西比较与传统论证是不是遮蔽了什么?它也许适合强化“西方文化重物质,东方文化重精神”的简单分类与肤浅乐观,但一个关于个体心性修养的工夫论体系难道能够支撑中华文明并承诺其···
文章立足于儒家传统对羞耻与“义”的联系进行了具体的描述。第一部分澄清孟子的立场:义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尽管义具有规则的含义,它原初地是由我们内在的道德情感所意向到的。第二部分说明如下观点:如果一个人意图或行为不正当(不义),自发的羞耻感就会产生并且推动自我改正
本文从国家的宗教性角度解读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以此确认古代中国有国家宗教存在。古代的国家宗教政教一体,其组织体系就是国家机器;其首脑爵名天子。天子即天之子,是个宗教称号。帝王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国教教主。世间行政体系与神祇体系有交集,由天子及各级官员分级掌管;天子位于上天之下,对众神有一定的奖惩权力···
孟子的性善说本质上是对道德行动所做的如下解释:道德上的应当不只预设了人于经验世界中完成应当所规定之行动的身体能力;同时,四端之心作为道德行动者,原本即有直接把握应当以及独立于感性欲望按照应当之要求决定主观意愿的先天能力,也即良知与良能。但对荀子而言,人虽先天本具知善和为善的质具,但其本身尚不足以真正做到知善并···
朱次琦的经学观建立在对汉宋学术的反思之上,其“四行五学”教学法以躬行实践为先,尤其强调经学的教化与经世意义。简朝亮则接续其师,认为过往的清代经学研究忽略了朱子经学的既有成绩,提出对马郑之学亦应予以批判性吸纳,进以完成融粹汉宋的注疏实践。
唐代孔颖达等人之所以能够开启经学史上的统一时代,官学地位和知识学的成就固然是最重要的基础,但根本上还是由于孔颖达等人在整理经学遗产的过程中暗自融入了文人士大夫的一段精神命脉,其所表达的民本关怀和士人主体意识自觉构成了《五经正义》最为鲜明的时代内涵,其所澄清的儒学实践性品格乃汉唐经学区别于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一···
无论是“尊主卑臣”、君主“独断”“独制”的法家之治,还是“专任刑法”“重刑轻罪”的法家之治,都与我们追求的法治风马牛不相及;帝制中国时代的统治者欲长治久安也不得不倡行“礼法之治”,而不敢效仿秦代法家之治。现代法治不是法家之治。
在主体化和民众化方面,阳明讨论得比朱熹更为深入,一方面“满街皆是圣人”,广泛的民间礼教实践以及民众化的发展,证明了阳明礼教思想的现实指向;另一方面我行我素,堕入异端、背离礼教的弊端已经显现,阳明后学出现了非名教所能羁络的危险,如何约之以礼,如何以《仪礼》作为准绳来挽救堕入异化的礼教,这似乎可成为乾嘉考据学礼仪考···
中华民族建构的生生、自然、礼乐、仁义、中和、民本、家国、天下、王道、大同、天人合一等思想理念,逐渐融入主体化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它们作为中华文化基因的谱系序列,维系了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的生存和发展。这些思想理念、文化基因在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后,就能够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动力,体现出中···
六经所记述的材料是我们进入华夏文明之源头的入路,也是我们探寻中国思想之发祥的门径。作为书写的思想历史和经典化之后的文献,六经的形成又必须要和春秋末期儒家的崛起联系起来考虑和理解,如果没有孔子和儒家,便没有体系化的六经系统之诞生。
在泰国,华商企业竞领风骚,大批华商翘楚成就非凡,已然成为一种现象。谢国民家族、许书恩家族、苏旭明家族等华商常年位居当地富豪榜前列。那么,是什么构成了泰国华商企业的文化底色和管理特色?
圣母公府、薪传殿之人选如何安排,寓意学术正统之判定与传道谱系之确立,座次如何安放,则象征道统传承中德与位、言与功之紧张。夏氏援引朱子论“斯道之统”与“斯道之传”的两个原则,以“君臣之义”、“师弟之礼”为理据,试图化解德与位、言与功之矛盾。然夏氏欲将道统、治统合二为一,且特别推崇事功,导致朱子之原则失去理论效力,道统理···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李存山继承张岱年的逻辑分析法和好学深思的精神,紧扣气论与仁学这条主线展开,多有发明;在儒学文化观上,坚持张岱年的道德常变说,对儒家文化得失作出了辩证分析,探索了以和谐为特征的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及其转化;他对张岱年思想作出了深入透辟的研究,不仅是理解张岱年思想的重要参考,也是进入他本人···
在董仲舒与汉武帝的关系中,汉武帝是因,董仲舒是果,武帝拥有绝对的主动权和选择权。董仲舒在《对策》和著作中为汉武帝设计和提供了君权天授、天道化纲常伦理和儒者治国的方案与蓝图,企图将汉武帝指向的“大一统”体制神圣化、系统化、恒久化。这是他在“大一统体制面前的主动选择”,是儒家“学而优则仕”人生价值的最大实现。
李存山先生对张岱年先生的文化实相和综合创新理论进行了深入阐释,使得这一具有重要的文化理论重光于世,并对其内涵进行丰富发展以适应当代需要,使之超越传统的天下文化观而成为一种现代文化观。他以这种文化观为指导,重新研究儒家思想史中一些重大问题,解析儒家文化常道之内涵,展望儒家文化的当代新命,并就三纲五常、民本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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