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晖】论儒学的制度之维与中国哲学之成立

“中国哲学”是近代西学东渐风潮中模仿西方“哲学”而逐步建立的学科。所谓“中国哲学”未能完成对于传统思想的取代，而只是使自身成为传统思想的棺椁。“中国哲学史”是民国学者以找相同的方式生造的，尤其是以儒学为“中国哲学史”的主轴，更是一厢情愿。儒者的使命不是致力于“道”，而是致力于“文”，即传承“礼文制度”，庶几不丧斯文。于是，“···

【专访】许伟：历代帝王庙如何体现“中华统绪不绝如线”？

位于北京阜成门内大街的历代帝王庙，是明清两朝的皇家庙宇。中国历史上共有460多位帝王，涵盖上古时代的三皇五帝、夏商周时代的王和秦汉至明清时代的皇帝，庙中择优入祀188位，其中既有华夏—汉民族帝王，也有北方民族和不同民族血统的帝王。乾隆还就此帝王谱系提出“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断言。为何来自不同民族、曾治理中国不同地域的···

【专访】贾沃斯基 张曼姿：当德鲁克“遇见”孔夫子

如果孔子和西方“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可能会是一对好朋友。孔子一生推行“和”文化，主张构建一种“和而不同”的秩序社会；“协同有效性”则是彼得·德鲁克推崇的目标……

【李浩然】从朱熹的华夷观念看中国哲学的归统与建统

夷狄所象征的作为“他者”的文化在面临着回归华夏固有思想统序的任务的同时，亦通过自身的融汇完成了对华夏思想统序的重建。而由宋代“华夷之辨”所引申出的归统与建统问题，亦是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哲学的书写的一把锁钥。

【何益鑫】表象与真实——颜子“好学”新论

从颜子内部视角看，无论是“好学”，“不违如愚”，“闻一知十”，“不迁怒、不贰过”，“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乃至“孔颜之乐”，都是对颜子生命状态的现象描述，是颜子好学的自然效验，不是他用功与存心的真实所在。颜子之所以如此，源于自身义理体段之融释，及其与实践生命之统一。

【向世陵】 “仁术”义辨 ——以孟子和朱熹的诠释为据

君子“远庖厨”体现了“不见”的艺术，但关键还在仁术的扩充推广。在强调仁的普遍价值的同时，又须注意爱之实践的先后差序。注重保民爱民的本然初心，恰当把握“仁术”“合权度”的双重蕴含。反求本然初心离不开社会实践的推动。“仁术”为“讲仁爱”的社会主流价值的推广提供了方法上的参考。

【张新民】“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最终成果概要

主体成果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的搜集考释，乃是花费十年心力精心结撰的重要学术成果，不仅改变了乡村社会研究的史料环境，而且推动了古文书学的建构与发展。而依据大量原始契约文书展开分析与研究，采用契约文书、传世典籍、田野调查三者互考互证的方法，也催生了一批质量一流的学术论著的出版或发表，显示了可与敦煌学、徽学媲美的清水···

【周春健】明初科举兴废与经学嬗变

明太祖统治时期，科举考试经历了“兴－废－兴”的曲折历程。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事件，其实质是太祖为平衡南北发展做出的重大努力，也是对北方因元朝统治和长期战乱导致经学荒芜的一种修复。明初的科举兴废过程，体现出学术与皇权之间的深刻张力，也体现出科举作为一项国家重要制度的政治特征。

【张晚林】孔子性-天模式的确立与性善论的证成

只有在性-天模式下，人能回应天的这种给予，善才能被确证为人性的一种真实能力。这正是孔子的工作。孔子在真切活泼之道德生活中，对天与人性之关系作了扭转，即把自然生成论形态的天-性之关系扭转为道德形而上学形态的性-天之关系，由此开启中国文化史上的天人性命之学。

【吴欢】传统中国政府治理法制及其清末调适

“为民父母行政”是传统行政法制的基本精神，也是传统政府治理的核心理念，具有法律文化价值主体性与治理秩序建构自觉性。此种治理者自觉内生于传统中国治国理政的宪制结构，进而发展出“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治理术提炼及其相应制度安排与运行实践。

【景海峰】亲亲之感与同类相感 ——从《孟子》看情感儒学的分疏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蒙先生讲的“情感的转向”是有明确所指的，是一个标志性的提法，即在20世纪理性主义占绝对上风的大背景下，怎么来容纳非理性的东西，重树“情感”的价值主体性。这样一种哲学思考，和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从历史上的一些资源、从儒家思想的特点入手，来重构当代哲学的问题、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做出新的阐释，无疑是有价值的。

【韩雪】“即用以求体，致和以致中”——刘蕺山对阳明工夫论的评述

刘蕺山认为，阳明“致良知”不在“未发之中”上用功，却专在念起念灭处着力，是将工夫落在“致和”上，不仅将“良知看得粗了”，也可能会导致工夫“落后一着”。故而，他试图对此“致和以致中”的工夫论进行修正，主张“谨凛于一念未起之先”，体现出自身的学术倾向。

【王曰美】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探析

中国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与其本土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禁忌文化渐趋融合，形成具有本土色彩的韩国儒学，并在朝鲜半岛扎根，发芽，开花，结果，让儒家文化真正“活”了起来，从而使本土化的韩国儒学更具生命力。

【刘宗镐】作为学派史传承的关学是否存在?

关学是由北宋张载开创，经元、明、清时期的关中儒者继承和发展，而终结于民国初期的新儒学学派。其次，探究关学学者的学派自我认同理据发现：关学既有师承方面“横渠是师”的自觉，也有学承方面“以礼为教”的传承。

【专访】杜华伟：诵读经典养身心，思政教学重育人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谁曾想，如此充满诗书气、人文气的朗朗诵读声，“特立独行”般出现在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杜华伟老师的课堂上。杜老师将自己对教学的热情与独到钻研融入大学思政课并加以实践，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属于思政课的斑斓之路。

【尔雅台】董仲舒天人三策（三）

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

【尔雅台】董仲舒天人三策（二）

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专访】周光辉：大一统中国何以越千年？

自秦代以来，中国实现了对超大规模国家的有效治理，且被打破后仍能重建，成为世界政治史上的奇迹。如此独特的国家韧性从何而来？中新社“东西问”近日独家专访吉林大学教授周光辉就此进行解读。

【李磊】秦汉“君子”的制度身份、社会权势及其政治空间

两汉察举制与太学制以郡国为责任单位，郡国由此成为君子仕进的重要场域。两汉之际士君子的豪强化使乡论成为选举的关键因素，“给事县廷”不再是必经的吏序。东汉后期，维护乡论的清流势力独占“士君子”名分，他们以天下为政治空间，并将“君子之望”名号化。

【柯小刚】焦循论“异端”及其对当代儒学的启发意义

通过《论语》《孟子》《中庸》经义梳理，焦循指出“攻乎异端”的本义在兼存不同意见、权衡两端而用其中的中庸之道，以及通过“执两用中”而达至的“一以贯之”“善与人同”的溥博通达，而不是在后世儒学中常见的那种教条主义的、片面排外的狭隘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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