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对它进行反思的时候了。哲学仍然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之学,即是说,哲学既在大雅之堂上,又在百姓的日用常行之间。我们既要防止哲学的庸俗化,又不能杜绝哲学的通俗化。我们希望国民的哲学素养有所提升,当然首先还需要打破人们对“哲学”的教条式的理解,打破一些框框。
从“理在解语内”到“理在经文内”,可谓《四书章句集注》对于二程予以创新一面的鲜明体现。就此而言,本文考证《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四种变例,最终目的在于更好地领会朱熹用毕生精力注释《学》《论》《孟》《庸》四部大经典的体例与义理。无体则不立,本立而道生,斯之谓也。
荀子立足经验认识和改造世界,认为人性本恶,需要外求向善,人生的意义在于认识真理,以真理指导生活,以礼法从外约束、完善德行。在社会制度的建构上,孔子、孟子和荀子具有趋同性,均主张君主集权和文化一元主义。荀子法哲学与儒家法哲学、道家法哲学和法家法哲学有相似之处也有显著差别,其内容具有独特性,自成一体。
何绍基是清代著名书法家,他的“经世致用”伦理思想,与其成长在湖湘文化的环境有关,是湖湘文化的一个缩影。其“经世致用”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艺术道德和社会道德方面。在艺术道德上,何绍基强调学艺要“先学为人”“人与文一”。在社会道德上,他强调“忠诚”道德。他的“经世致用”伦理思想,不是通过考据训诂儒家经典的方式来呈现,而是以书法···
荀子教化观隶属儒家礼乐教化一脉,建基于其人性论的基础之上,集政治教化功能、社会规范功能、教育修身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教化,目的是以礼乐教化的方法实现对人性的改塑与人情的疏导,以实现身心和谐的个体人文化与群居和一的社会秩序化。
唐君毅先生是第一个明确地提出“有一中国之语言哲学之传统”之重大问题的哲学家,对于中国语言哲学研究,他既有展开又有展望。关于中国语言哲学的重要主题,他明锐地察觉到中国先哲对言默之运用即为中国语言哲学传统的具体表现,他的中国语言哲学研究,以言与默为主题,以“即哲学史以论哲学”的方法来展开的。
当前大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非生命化”,传统文化被当成了固化的“知识系统”“人文典故”,而不是活生生的“生命的学问”。学习传统文化者,不是为了成就自己的生命,更多的只是学习知识、应付考试。讲授传统文化者,自己对所讲授的内容缺乏真诚的信仰,信不深、讲不透、落不实。传统文化的教育要真正得到落实,必须从“信”···
晚明气论通过扬弃阳明学,回应了唯心论,解决了心物问题。刘宗周和王夫之借鉴唯识学克服阳明心学的思路,从唯心论翻转出气论的道路。气论的特性在这一翻转中得到了清楚的显示:从工夫论进入心性论,用唯识学重述心性论,用唯气论转化唯识学。其中需要着重论证的是王夫之将阿赖耶识转为“太虚即气”。
相较于存在论传统的西方哲学,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哲学是性命论传统,民国以来易于接受唯物论,是因为其固有的气论传统。但气论唯物论并非心物二元的,因而其唯物论亦非机械唯物主义。本文尝试在身心一体的传统中建构性命论主体,并阐发与之密切相关的两个哲学命题:气论宇宙观和人为天地心,以展现性命论哲学的初步面貌。
陈仁仁教授一再强调书院的文化教育功能,认为书院制可以为现代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提供解决的思路。
郑玄将《周官》的圆丘纳入祭天典礼,认为在南郊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圆丘祭天。这是郑玄以经文为本,统合今古文经学的结果。经学的改变马上带来制度的革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日前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就职典礼上的重要讲话进行了深度解读并就香港新征程中的具体发展问题给出瞭解答和建议。期间,田飞龙深入分析了“一国两制”必须长期坚持这一重大历史论断的核心意涵,“四个必须”对“一国两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也要学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我们国家历来讲究读书修身、为政以德。“仕林儒学”主要目的是为了强化领导干部的政德教育,更加明确儒学对领导干部的传统文化涵养作用。“仕林儒学”的最大现实意义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解决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政德修养等实际问题。现将中国优秀传统文···
中国古代乐论素以“感”字为核心来阐述音乐(声响)与情感(人心)之互动关系或互触机制。《乐记》18见“感”字及纬书《乐动声仪》谈及“六声—六情”互动关系及“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感→思→积→满→作”心理规律,强调音乐参与人“感于物而动”及音乐生活“慎所以感之者”。古人多以“动人心也,动也,应也,触也,发也,撼也”等释“感”,“···
我们相聚在这个暑期班,是要来共同解决一个全人类正面临的重大困境。可以说,我们身处的当下,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是因为身为人类的我们取得了很多成就。我们可以当之无愧地宣称,世界性的饥饿问题已经得以解决。因为我们人类这种伟大动物,现已发展出了能够通过全球性举措迅速地解决世界各地···
针对这种情况,本文试图以西方的堕胎难题为背景,阐释作为中国传统生育制度的基础的传统身体观的运作方式,及其恰好避免了西方堕胎难题的症结而具有的优越性。本文还将进一步讨论传统身体观在当代所受的挑战,及其在面对当代中国自身的生命伦理困境(如堕胎手术的滥用问题)时所可能发挥的作用。
通过两人《大学》经筵讲义在诠释章节、诠释重心、诠释方式、诠释倾向等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真德秀尽管在学术上没有突破朱熹的整体理论框架,但在推动理学经世方面则多有创见。
鉴于当时系统而完整的胎儿发育及胎教学说,儒医普遍把胎儿时期看作人类生命的开始。基于对胎儿的这种看法,儒医一般来说对堕胎持反对立场,但是他们也秉承了儒家在处理实践问题时一贯采取的整全性态度,在复杂的现实中,对堕胎所涉及的多方面的价值和考量加以重视和权衡。
郑玄在注解《礼运》时,将“大同”“小康”分别对应于五帝和三王时代,并明确认为五帝与三王之治存在高下之分,这一说法为汉儒“帝王之德有优劣”观念之表现,其原因与意义都值得深究。一方面,汉儒对帝、王的区分与先秦儒家对天子与王之别的建构一脉相承,可视为汉儒对秦汉以来畸变的“天下”与“天子”观念的重塑;另一方面,汉儒借助对五帝至···
在一个没有“家”的哲学时代,提出“家”哲学势必遭到各种质疑,如李勇教授从内、外两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家”哲学可能遭到的批判。“家”哲学有着不同的形而上学预设。最终“家”问题有一个从“厚的文化”不断理性化到“薄的哲学”的过程。但“薄”并不意味单薄,而是意味着论题的普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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