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易”字是什么意思,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或以蜥蜴为释,或以“三易”(“简易、变易、不易”)或其中的变易为释,或以赏赐为释,或以日出为释,或以太阳旁有云气为释,或以日月为释,等等。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缺憾,就是往往集中在“易”字本身上面,充其量从《系辞》《说卦》等传文找点成说理由,而未能从《周易》经文(卦爻辞原···
“仁”作为儒学的核心价值,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基础作用。孟子引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以行仁作为人道的必然选择。
孔子在匡被当地人误认成了阳虎,当地人把他围起来了,这件事情本身比较清楚,可棘手之处在于,编《论语》的人为什么要使用“畏”字呢?字面本来也很清楚,转换成白话文,大意就是“孔子在匡地畏惧”,但这样解释的话,就有点尴尬了,孔子身为圣人,面对危险还恐惧吗?这似乎有损他的形象。
塘南以全生全归作为超越生死的目标,以心体与性体作为超越生死的根据,以下学上达作为超越生死的方法。从根本上来看,塘南的思路是在本体上回归不生不灭的心体与性体,从而在境界上超越现实的生死。由此,塘南从儒家的立场回应了如何超克生死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阳明后学乃至宋明理学的生死观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参照。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一部有系统性宪制筹划的立国文献。他所调动的资源除了思想史和制度史以外,还包括历代政治经验。学校建制对政治实行全面领导,但在治理意义上又与后者构成一种二元体系,最终形成了以学领政的政教或政学一元而治理二元模式。黄宗羲实现了秩序理念上政治方案的替换以及宪制性调整,而参与型公天下在实践中发生···
六经作为中华文明的历史性精神的表达和延续,在今天面对跨文化的处境,它必须在与其他文明的经学文本中辨识自己的位置,重新认识自己。作为秩序原理与文明根基的六经,必须在应对个体问题、中国问题、人类问题和世界问题上显现自己的活力。
今天在经学研究的领域,我们往往主要看到“公羊学”“谷梁学”,或“仪礼”“周礼”的考证,这些研究与经学的以往形式并没有实质的差异,现代经学显然难以停留于这一层面。在指向传统文献或经典的过程中,应从现代理论的层面加以探索,考察其多重义理以及在回应不同的时代问题所可能具有的意义。
在孔子的逻辑次序中,就算作为道德内核的“仁学”,构成了他念兹在兹的重点,然而,相对于构成了出发点的“认识”而言,它仍不具备学理上的优先性,仍要受到认识能力的制约,仍要被限定在认识边界之内,所以无论如何,它本身也都并不足以构成“本体”。
陈明他希望用帝国叙事或者用文明叙事来解决民族国家的问题,可能也不是适恰的。民族国家这样的一个问题,确实还是一个问题,但这对中国而言其实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或者说是我们今日国人自己造成的问题。
孔子之再造道,乃使天人真正贯通,开启了儒学作为宗教动力学的大门,而儒学始真正成为宗教人人可通达的宗教。透过“礼”的外在性,“德”的抽象性,而落实于“仁”,而“仁”乃是生命自定方向与贯通天人的先天能力,为后世儒者进行人性论的探索奠定了基础,而使宗教的开启有了人性的动力。
如果有人想了解后冷战时期的中国的思想界如何从推崇哈耶克《走向奴役之路》走到今天的“道路自信”,刘海波的探索轨迹尤其具有典型性。他从一种来自异域的反思20世纪革命的保守主义,逐渐走向反思“究竟要保守什么”,进而发现,要解决时代的关键问题,恰恰需要保守在20世纪革命中产生的新秩序,为其提供不同以往的、植根于中国古典文明的···
要克服社会之道德分歧,达至普遍之道德共识,不能依恩氏所言之讲理说服,只能依道德力量之柔性驱使,而儒家之普遍性社会教化、自发性礼治秩序、伦理性法律体系与夫道德性政治权力,正是依道德力量之柔性驱使以达成社会道德共识之中国途径也!
良知政治思想的核心重点,在于通过政教,以“复其心体之同然”。这其实就是蒋先生以“政治儒学”保证“心性儒学”之说的先声,所谓“先圣后圣,若合符节”。
我们阅读《荀子》,必须深知荀子宗教精神之阙如,而孔孟之所以较荀子为高,被称为至圣亚圣,盖宗教精神圆满具足故也。尽管荀子仍不愧为儒学大家,但因为他拾起的只是“地上的工具”,而完全看不到“天上的光亮”,于是他总是气弱,乃至步步设防,此正见荀子之学的不足。要克服这种不足,必须上通思孟学派以达超越性,开启“天上的光亮”,接···
唐虞三代之际,殖民城邦如众星拱月般环护中华本部——彼时华夏文化亦犹夜空中璀璨耀眼的星月之光。至秦汉时代,文明之光芒始如皓日当空,虽蛮荒僻远之地无不朗照。亿万夷狄由此开化而为认同中国之华人,而“华夏”之成色也随人文化成有所下降——这就好比希腊化文化之纯粹不及古典希腊文化。
全面、深入反省现代中国学术的学统问题或范式危机,今天仍然是一个亟需面对的、关系到现代中国学术能否成熟或走向世界、也关系到无数学人精神世界能否安顿的大问题。
中国近现代政治与伦理上最根本的问题,应是个体与整体关系的问题。
今日中国欲传承华夏儒教文明,欲为往圣继“人格之天”之绝学,首当回归儒学“人格之天”之古老信仰,还儒学为宗教之学之本来面目。“人格之天”是儒学所有“天”之信仰之本源,若无“人格之天”,所有其他儒学之“天”之信仰均不能成立。若无“祀天”之“国之大祀”,非但国家丧失其最高合法性之超越神圣基础,中国亦不可称为华夏文明之国。
我这三十多年来的思考,其中一个向度,极力在探索儒家如何挣脱出专制的传统,如何在现代社会诞生公民儒学。《当儒家走进民主社会:林安梧论公民儒学》关键字词是:儒家、民主、社会、公民,最重要的动词是「走进」,是:儒家走进了民主社会,必然要开启公民儒学。公民儒学是儒家走进民主社会,创造性的转化与创新性的发展。
学界早有一种看法,认为乾嘉思想学术和荀子存在着重要的关联,惜乎没有太多的具体论证,因而未受重视。刘师培曾有言道:“曾子、子思、孟子,皆自成一家言者也,是为宋学之祖;子夏、荀卿,皆传六艺之学者也,是为汉学之祖。”[1]刘氏此处汉学与宋学相对而论,其汉学概念即主要指的是乾嘉汉学。[2]其论颇有创见,但实亦渊源有自。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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