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上应新文化运动的质疑,下启后续新儒家的思索,在对家庭的立场、家庭对个人的意义、家庭对社会的意义等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独特认识:熊十力侧重“破家”“革家”,梁漱溟主张“立家”“育家”。二人家庭观的分歧之因由主要涉及学术层面、政治理想和个人成长环境三个方面。
苏轼具有强烈的承道自信和传道意识,苏学一度也被一些士人视为儒学正统。苏学虽然在北宋后期遭到新党集团的严重打击,但最终在南宋崇尚元祐的背景下强势反弹,并在宋孝宗时期达到极盛。关于淳熙四年的孔庙礼议和苏学之盛,张健先生曾作出过相当精彩的分析,但其将苏轼未能从祀配享的原因主要归结于“遭到理学集团的阻挠”,或许值得商榷···
《春秋》学肩负着体证天道性命之理的道体和奠定立国根本规模的治体的双重使命。以道体为治体的正当性来源,以治体作为道体的客观化落实,赓续着儒学全体大用、内圣外王的宏阔规模。这样,王道政治的重建才具有根本的合理性依据,并且能够在吸纳文明新质过程中做到因时创制。基于此种明体达用的“安定规模”,儒家经学能够不断地激活和增···
与西方社会的方案不同,东方儒家伦理提供了另一种积极老龄化的叙事,该理解不是聚焦于生产力,而是关注一个变老的社会如何帮助个人应对越来越长的生命周期,实现好的生活。儒家的“学”与“孝”是帮助我们实现积极老龄化的两种重要方式。
孟子提出“井地”的背景是战国授田制,但由于坚守“恒产”“取于民有制”“谨庠序之教”的仁政原则,其制度设计与战国诸侯的土地制度有很大的不同。澄清“井地”非三代井田制,而是为滕国设计的土地制度,可以对孟子的仁政理想有新的认识和理解。
方学渐将尧舜以来的道统传承谱系中言心体尤为真切者称为“一圣三贤”“一圣”是指舜,“三贤”是指孟子、陆九渊和王阳明,又泛指孔孟和宋明诸儒。方学渐认为“道统肇自尧舜”,尧舜“执中”之道乃性善真面目。孔孟“如叙族谱”,宋明诸儒混气言性,王阳明虽是“圣学嫡派”,然其“造语太高”。
韩非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与刑名之学的法制原则之间接榫并不适洽,二者冲突导致其政治思想在义理与现实不同层面的困难。韩非的局限在于未能深明“天下之无”的维度,“天下”作为至大无外的政治体,无法被人以私意占据或掌控,这种尝试必然会失败并导致反噬。这也是当今“天下”思想当注意的限度。
钱穆先生一生从事教育,历任多所大学教授,著述等身,弟子遍及海内外。钱先生一生学问,有其皇皇1700万字的近百部著作可以为证,而其一生事功,不妨说尽在新亚书院。欲了解新亚书院的历史,有两本书可供参考,一是《新亚遗铎》,一是《师友杂忆》。
通过对朱子道体的几个相关概念作进一步的疏解补充,可以发现,朱子在阐述其“道体”思想时,除理气关系外,还着力分辨本体与形体、本体与发用,并专门提出了“实体”的概念。
汉高帝朝东宫是关乎汉家制度存续的核心建制,既体现了帝室吸纳周秦故事的传承理念,也展示出对儒学礼制的包容态度。汉高帝因利乘便设置太子及其从臣职能,东宫礼制因而呈现出“便宜”的特征,儒术因以礼学之长为高帝所用。儒生受命教谕东宫后,将“宜适”之礼引入帝室。与高帝杀伐果决不同,东宫展示出汉家政制温和的一面。
张载思想中并非存在两种“知”的生成方式,由此产生孤悬于闻见之上的德性之知和合内外的见闻之知,而是由“心”的不同状态产生由本心和私心分别所发的正大之见与私心妄见,此为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根源。
从早期先秦的礼法之争,到明清时期“天崩地解”的社会剧变,再到近代的“古今中西之争”等,都构成了我们的研究背景,属于源头性的内容。今天,同样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愈发错综复杂。从中国哲学的研究看,这无疑也是需要关注的思想之“源”。
孔子的仁没有先天的善性作为生成与实现的基础,只有“性相近”之“性”所提供的“性灵”以为发生前提和发展基础。就个体生命而言,仁发端于道德情感,完成于礼的规范。但在社会现实中,个体的情感和礼之间还需要义的介入。
《孟子·离娄上》“反其仁”章单章研究包括分析、综论两个层面。从分析的层面看,直面当下困境,把控所有困局,构成第一、二节的群己之辨;“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构成第三节的力命之辨;唯有经由力命之辨,群己之辨方能达成自身的和谐。从综论的层面看,以“反求诸己”为功夫,可谓传孔子、曾子之说;以“天下归之”为功效,可谓“承上章而言···
孝为仁之本:孝是仁的情感发生根源;仁之博爱是孝之亲爱的有序推扩;孝是行仁的实践起点。孝为礼之本:孝是礼的人性内在根源与心性基础;礼之敬意源于孝之敬亲敬祖意识;孝之祭礼是培育强化人们敬意的根源和途径。
周尧卿的经学思想自有其特色,是与范仲淹、孙复、胡瑗等人共为宋初倡导“天人之学”的大家。因此,周尧卿不是因为范仲淹、孙复、欧阳修、曾巩等大儒的赞扬才得其名,而是因为其经学本就具有较高的价值。
以儒学身体观为线索,从文明史和儒学史的交互视野,可以看到儒学在晚明时代发生了一次“身体转向”,即从以心为本转到以身为本,这种转向不只是内容上的修补,更是结构上的变革。从以身为本的一体感应论逻辑中,可以发现关于现代性的另一种叙事,即关于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儒学方案。
明代浙江祠祭祖先并不拘泥于朱熹《家礼》,更强调“礼以义起”,尊重人们的尊祖感情,士大夫不惜违礼逾制,造成宗祠的发展,如此民间也会有所效法,使得祠祭普及。
与孔孟有所不同的是,荀子通过“礼义”的结构规范建立起利益分配的差等原则,又力图通过合作共享的制度安排调节贫富差距。从现代分配正义的角度看,荀子基于“应得”的分配原则看到了创造财富背后的动力和责任问题,也以人性平等和仁道关怀提供了上下阶层流动的开放渠道。
两种权力超验制约理论具有相似之处:都主张天灾与人事存在关联,均认为人间权力最终来源于“天”或“上帝”;“天”与“上帝”都是具有思想、感情、意志的超验生命存在体; “天”或“上帝”都对人间的权力行使进行制约;权力主体“权力滥用”时,“天”或“上帝”都会降下瘟疫、饥荒、地震等灾祸。君主或领袖回应灾害的态度和行为,对国家、民族共同体···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