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赟】秩序、定分和人情:差序伦理何以能“天下一家”?——以《礼记·礼运》为中心

一方面,人各有分的政治秩序在深层次被引向了向内用力的伦理生活,每个人皆有其上天赠予而人无法予夺的“性分”,人在此内在“性分”中即可上通于天,从而得以自我实现,并获得归属感;另一方面,对人情的引导和治理可使人心由离而合,这是达成天下一家的又一关键。

【乐爱国】“《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后”并非朱熹之定论——《朱子语类》中一条···

朱熹始终认为《孟子》言“性善”,不仅是就性之本体而言,而且更是“即其发见之端而言之”,因而与“未生”“已生”无关。后世引述朱熹《答严时亨》或《朱子语类》(卷74)所言,大都没有注意到朱熹对自己所言作出的更改,造成误解。

【张学智】王夫之大象解中的成德之教

王夫之的《周易大象解》,既是一部易经的解释之作,更是一部伦理学著作。从卦德、卦象、卦名等方面进行剖析,可以发现《周易大象解》通过揭示物象中蕴含的哲学意义来阐释士君子道德修养的总体特征。王夫之以周易卦象所体现的景物作为人修德的效法,既有对解经方法的提揭,又有对君子修德的阐发,其重要解易原则“天人合德”“乾坤并建”“···

【孙磊】重构天下文明图景——晚清春秋公法观再审视

《万国公法》所引发的晚清经世儒者对西方国际法的争论,值得从文明与国际法关系的视角重新审视,春秋公法观蕴含的文明主体性尤其值得重视。以康有为、唐才常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公法观,致力于以儒家普遍主义的仁学构建公法基础,援引《春秋》中的“性法”和“例法”,从仁义法的层面对西方国际法的强权主义展开批判。以廖平和宋育仁为代表的···

【余金刚】荀子的政治正当性理论:国家的证成与君权的正当

荀子的政治正当性理论涉及国家的证成与君主权力的正当两个方面的内容。“礼”这一概念在荀子思想中属于证成性而非正当性范畴,以“礼”为核心和中介,一方面,荀子的政治哲学解决了政治国家存在的必要性问题,即实现了对政治国家的证成;另一方面,荀子通过假定人性恶进而使人做人使命的完成不得不依赖于礼义、君师等外部条件,由于礼义又···

【邢曙光】康有为“升平世”宪法设计中的君主制度

通过对相差十余年的《日本变政考》和《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比较可以发现,康有为“升平世”宪法中的君主制度保持了相对稳定性,相比专制君主制已具有根本性改变,君主在作为政治权威存在的同时其实际权力趋向虚化,但并未全部丧失。

【陈春芳】王船山明德观与《大学》工夫论的建构

朱子《大学章句》曾造成了明德属「心」还是属「性」的争论,对此,船山认为明德直指为心,乃心之本体,也是心统性情之心,性澄明于心的过程就是此心与外物相接发出情的过程,这体现出「以心显性,用中备体」的思维路径。

【孙航 骆炀】论数字卦名称的动态发展过程

数字卦的名称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大体上包括酝酿、产生、传播、基本统一和继续使用五个阶段。

【肖群忠】论中华传统文化与伦理的根本精神

我们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与伦理的根本精神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中华文化的人文主义与重德精神、中华文化的人伦主义及其群体精神、儒家伦理的等差精神、儒家伦理的绝对义务精神。

【闫利春 种娟】政治合法性视域下西汉“河洛”观念的嬗变

因西汉儒学着力建构政治合法性思想,“河洛”亦获得了新的内涵:司马迁发挥“河洛”的地理文化意义,主张超越“形胜”而追求“德胜”的治道思想,以三代礼治所体现的中道原则建构其政治合法性思想;刘歆通过八卦、《洪范》赋予“河洛”以“经”的内涵,建构他的正统思想,藉此解决西汉的德运问题。

【贾安琪】制礼与化民:《大清通礼》与清代基层社会秩序构建

在《大清通礼》中补充士庶礼仪的相关内容,并突出《通礼》简明易守的规范性格成为清朝统治者伸张皇权、推行教化的重要举措。但是,形式上趋于完备的《大清通礼》在各地的颁行情况并不理想。随着道光朝续纂《通礼》及依据《会典》《通礼》制作的“简明规条”的刊布,《大清通礼》的相关内容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与普及,对基层社会秩序的构···

【李凯】再论孔子的“述而不作”与“温故而知新”——以中国早期文明中的文本与口传为视角

后人对孔子形成了创新与守旧的不同认识,其原因可以追溯到孔子的思维世界:“述而不作”和“温故而知新”分别针对文献整理和口头诠释展开。。汉代文本系统产生的古文经和口传系统产生的今文经的争端,可归因于孔子“述而不作”和“温故而知新”的命题,以及周代“文”与“献”之间的辩证矛盾。

【吴先伍 陈鑫】儒家超越论的安身立命意义

儒家讲的超越是现实世界之中的超越,是由自我趋向他人,在空间上指向前后左右,在时间上指向过去和未来。通过趋向他人,尤其是子孙后代,赋予当前的所作所为以价值,从而让自我在与无限他人的关系中摆脱自身的有限性,并在这种无限的关系中让自我“立”起来,获得自己的身份地位。

【王露晗】“人化的社会科学”:潘光旦人文史观与儒学结合路径研究

潘光旦发现儒家思想蕴含着社会生物学的影响因子,且早已达到相当的学理高度,双方在义理上实现初步会通。以《中庸》“位育”之道为核心,他对被误读的“进化论”予以厘清与延展,削弱了“进化论”中的竞争存亡色彩,增加了“和合共生”的理念。在看到儒家思想的弊窦浸润家庭的同时,试图保留其“推爱”的可取之处,倡导折中大小家制,避免其被粗···

【刘强】诗与歌的离合与正变——以《诗经》和刀郎为中心

:远古时代,诗与歌,或者说文学与音乐本就是一体的,《诗经》作为一种诗、乐、舞三合一的“混合艺术”,最早揭示了诗与歌离合与正变的内在规律。而作为“阅读文本”的现代新诗则不同。尽管其也以“诗歌”标目,本质上却与“歌”毫无关系,加上其失去了礼乐和伦理的约束,在“以义为用”和泛个人化的道路上一往无前,只能走向“曲高和寡”与“曲低···

【乐爱国】朱熹论《易传》“继善成性”——及其与孟子言性善的异同

朱熹反对将“继善成性”等同于孟子言性善,并由此批评程颢的“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的表述,既本于他对“继善成性”的解读,也与他重新解读孟子言性善而讲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有密切关系。

【颜炳罡】略论颜之推的人格操守及其评价——从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叙录》说起

王利器那一代学者在经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暴之后,从中领悟出保身之道:“宁左勿右”。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王利器对颜之推缺乏了解之同情,更谈不上对先贤的礼敬。21世纪的今天,有的学者仍然坚持王利器对颜之推的批评,故对这一误读、误判有重新厘定之必要。

【 廖申白】儒学仁心-良知义理的“形上”伦理学的新开展——中国伦理学建设之需要及···

中国伦理学建设不仅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石,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核心性文化建设要素。面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冲突,尤其是西方主流伦理学理论的输入,中国伦理学面临新挑战。

【颜敏】先秦纳言、献诗以谏制度与“采诗观风”话语的形成

“献诗以谏”在周王室衰败的两周之际走向兴盛。纳言、谏诤制度的兴衰与《诗》的采集、编纂密切相关。“纳言”这一话语表述在周代的一以贯之与诗的谏诤目的是先秦史书不存“采诗观风”之说的根本原因。儒家根据学派传《诗》、习《诗》目的,将《尧典》的“敷言以奏”具体化至《诗》的采集,形成“采诗观风”话语。

【段重阳】人性论与历史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以牟宗三哲学为例

牟宗三将历史视作“理”在人之行事中的展开过程,因而人性论是历史哲学与形而上学的理论中介。“理”分为“实现之理”和“形构之理”,表现在人性结构中就是“综合的尽理精神”和“分析的尽理精神”,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就是这两种理性的实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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