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强国篇》对“子发立功辞赏”一事做出批评,本文由此出发讨论对美德批评的合理性。本文首先重构了批评子发辞赏的论证,指出其中包含的道义论、后果论成份。随后,本文讨论可普遍性论证与后果论证的具体议项,指出其不相应性。最后则着重分析基于可普遍性论证对美德的批评,认为这种批评对美德而言是一种不合理的要求。
明代士大夫能够认可商人、商业的社会功用,肯定经商治生满足家计的合理需求与资国通货的正当价值。还有士大夫从“尽心”视角出发,着眼于商人在裨益社会人生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主张四民“异业同道”,阐发“义利相通”理念。他们以是否践行社会“公义”作为考量商人道德事功的尺度,尤为看重其理财经世才能。
张惠言认为《周易》乃为周初改制之书,《易》中所涉及卦爻辞,为殷周之际王朝更迭以及周初制礼作乐之史迹。《虞氏易礼》中强调“受命”与“改制”,反映了今文经学的倾向,同样也体现其特殊的经学归旨。他论易象则多用虞氏,其论易礼则兼取郑氏,贯通《易》《礼》大义,吸取“公羊学”的“文质”思想,显示出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重视。张惠言···
朱熹对《太极图说》的阐释可称为反汉唐古训的理学阐释路径,黄宗羲的阐释可称为反朱学的心学阐释路径,伊藤仁斋的阐释可称为复古反宋学的朴学阐释路径。
本文探究在所谓“人工道德主体”身上植入儒家伦理准则的功能性。本文援引儒家经典《论语》,思考哪些伦理规则可被纳入机器人道德。本文也将对比康德型、功利主义型、儒家型这三类人工道德主体,考察它们各自的优劣之处。本文认为,尽管机器人并不具备人所固有的道德情感,如孟子所捍卫的“四端”,但我们能够借由儒家所强调的那种道德准则···
朱熹对以吕祖谦为代表的浙学持负面的评价,以为浙学不“高”则“卑”,均不能于中间“亲切合理会处”有恰当的体贴。但相较于陆学之“高”,朱熹对吕学之“卑”给予了更多的批评。
《释统》和《后正统论》集中反映了方孝孺的正统思想。《后正统论》作于宋濂点拨之后,被认为是方孝孺的《正统论》的更成熟之作,应该给予重点分析。但是,他的《释统》也同样不能忽视。尽管史家的学说在帝王的绝对意志面前作用不大,但方孝孺的正统论的意义以及在史学史上的一席地位,其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超越了具体的时代和既成的历史···
自清季春秋公羊学复兴以来,中华大地上研究董仲舒的学者代不乏人。西方也出现了一些研究董仲舒的学者、著作,以及《春秋繁露》的译本。西方哲学百科全书中对董仲舒的介绍也逐渐丰富。通过比较可知,东西方学术界的董学研究具有不同的特点:西方更加重视学术本身的价值;东方更加重视思想的阐发,更易受到社会现实的影响。为更好地开展···
在“内在超越说”已经被问题化的前提下,借鉴“批判哲学”的思路,充分挖掘并发挥“内在超越说”的文化批判潜能,是这一学说打破单一的宗教性/精神性理解模式,实现哲学重构的可能路径。儒学“内在超越说”是一个文化“混血”的哲学命题,这标示着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古典哲学/伦理学的当代诠释已成为一项“跨文化”的事业。
阳明的“良知”概念及其中包含的道德主体的先验性、内在性、普遍性以及道德情感等方面绍述孟子。他的“良知”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孟子“良知”概念的超越与转化,这主要表现为他将“良知”提升为宇宙精神本体、赋予“良知”道德反思的特质、通过“气”与“良知”的感通作用实现万物一体、展开“良知”无善无恶的超理性维度等四个方面。阳明的“致···
逻辑经验主义对传统的形而上学予以摈弃。冯友兰接受之,但却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新的形而上学体系。
朱子一生讲学不辍,其门人弟子伙矣。有关朱子门人之研究,自明代至今,层出不穷,海内外多达十余种。诸书虽篇幅不齐,各有侧重,而于朱子门人行实之研究,均有贡献。然朱门人数既多,又遍布南北,且无名逸士亦不为少,以致诸书鲁鱼错讹充斥,误传滥收丛生。玆不揣浅陋,略举三十例,以为辨正。
关于《周礼》成书有多种说法,从周公作《周礼》到《周礼》成于西汉,前后竟长达千余年。综合梳理分析前人研究,结合《国语》《孔子家语》中的有关材料,“周公作《周礼》”的可能性极大,特别孔子言其为古制,尤其不可轻忽。《周礼》的价值体现在文献、制度等方面,更体现在它具有的思想意义上,《周礼》的确是研究西周文明的重要桥梁。
两宋理学家的文艺思想相对于传统文人而言具有自身的共性特征,同时又具有内部的分野与嬗变。其文艺本体观集中地表现在对文道关系的认识上,虽大致显示为由重道轻文到融汇为一的演变趋势,其内在过程却复杂得多。而这种演变背后的思想支撑,则是南宋以来理学家多将文艺活动纳入格物穷理与心性修养的道学体系,表现出对理学先辈“作文害···
阳明的相关思考依照于朱子学而起,后朱子学时代中“格物”说中所蕴含的知识化的倾向愈加凸显,而阳明在“格竹”实验中发现,倘若“人皆可以成圣”是真命题,那么,在知识上无法建立起普遍性或确定性,就此引发对于成圣问题的重新思考。
经史传统包括了中国文化的经学传统和史学传统,有时候这也可以成为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概称。我认为“重新认识传统”,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文化的“变”与“常”的关系。“变”是指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性、阶段性,“常”是指中国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
在三教关系的演变过程中,以儒家人文理性为底色,使道佛二教也打上了人文烙印,形成了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主体色调。历代帝王处理三教关系,大都懂得先确立儒家的主体地位,在此基础上也运用多样化的调节手段,促进三教会通融合而不是排斥冲突,实现了从三教融合到三教合一,体现了中国文化兼容并包、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多元一体的基···
孟子的“义”由性所发,以“羞恶之心”为“端”,隐含于其中并关联性之本然,超越了对象性关系的内外之分而具有普遍性。作为“人路”的“义”,也是性善之动能的展开,既表现为对善的思、求,也表现为对恶的自然抵制。义路既落实到按照心性要求的人伦关系,同时也承认身体性的角色人伦关系,孟子以此勾画了“义”的人伦秩序。义通过生出的浩然之气···
董仲舒精通五经,尤致力于《春秋》公羊学,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汉代仁义礼智信“五常”核心价值观,重建王道政治,批判现实、规范和匡正时君世主。同时他也受《诗经》《尚书》《左传》《周易》的影响。在儒家内部整合孟荀,在儒家以外以儒为主,整合道、法、阴阳、墨家等,构建了博大精深的新儒学思想体系,使得他成为一代大儒,实现了儒家···
反观宋儒读经法,我们发现,其中蕴含着一种感通诠释的诠释学思想。感通诠释以转化个体生命为旨趣,将文本解读与本体感悟合而为一。它不仅囊括了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的诠释学理念,还充分发挥时间的创造性价值,并且提出了可操作的步骤来实现与经典之间的视域融合,能有效克服伽达默尔诠释学陷于本体思辨的思想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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