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者往往以“太虚即气”作为最能体现张载《正蒙》形上学性格的典范论述,而张载哲学中的本体被固化为太虚,气本论与太虚神体论等等都是对太虚本体的解释。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正蒙》确立的并非静态的实体化本体,而是动态的从太虚到乾坤(天地)的本体论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太虚之天乃是“清虚一大”之天,作为理气浑沦未分者,它意···
“为民父母”是商周时期就已产生的政治思想,后为儒家所继承,尤其是孟子和荀子对“为民父母”的政治思想有不同程度发挥。“为民父母”的主张是孟子仁政和荀子礼治的中间环节。《礼记·孔子闲居》一篇以及《礼记》的其他篇章将“为民父母”和儒家的礼学思想结合起来,尤其是在“为民父母”的理论框架下将礼的亲亲与尊尊协调整合起来。这种思想与···
思想家、史学家贾谊的“过秦”论,是汉初“过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贾谊“过秦”论的历史视角分为“攻”与“守”两个阶段,具体分析了秦之兴亡的原因,得出了“攻守势异”的历史认识;贾谊“过秦”论的目的是为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提供历史借鉴,由此提出了具体的仁义治国理论。
朱子的持敬论是其成德之教的关键工夫。当代牟宗三先生认为朱子的持敬,是“空头的涵养”,并不能够给出真正的道德实践之动力。笔者对此说给出了讨论,又拟通过康德论尊敬的意义,说明朱子的持敬工夫也有如康德所说的对道德法则的了解,而自然产生尊敬之义。当然,康德之论尊敬,特别强调人在了解道德法则是以无条件的令式以直接决定人的···
晚宋以后的两浙朱子学研究是对浙学的开拓。由于朱子学研究不完全是纯思想的哲学分析,具有明显的思想史特征,因此其研究要素除了思想本身以外,至少还包括地域、时间两个维度所涵摄的若干内容,实际研究需要依据问题作出相应取舍。同时,政治与朱子学构成了重要的基础性关系,由此切入的研究需要依据思想周期作长时段的分析。
明清时期的徽州易学,源于徽州地方性教育的繁荣、学人传习易学活动的自觉与家族易学氛围的熏染,是在维护程朱理学、阐扬阳明心学、回归元典、重申图学等学术生态中培育出来的奇葩。作为明清时期徽州学术的风向标,徽州易学研究样貌的差异与每一次转向,虽然仍烙有理学或朴学的印记,但是已不完全囿于理学或朴学的反哺,而是融入了徽州···
新说与新文本是一经分立多家博士之基本前提。厘清由汉读所产生的异文异词乃至异句的文本脉络,无疑是对当前比勘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异同时妄议经师窜改、增删和盲目寻求先秦不同文本来源的一种警示。
责任伦理是由韦伯特别针对现代性政治提出的政治伦理,以之与意图伦理相对待。责任伦理亦可兼顾道德存心与实践结果之好坏,故此儒家的道德学说与责任伦理并不相互排斥。从船山的《读四书大全说》中,可以发现船山的工夫论是与责任伦理相契的。这主要表现在船山反对将格物与致知打成一片,因此其论修身的根本意向是投射至具体对象以为事···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思想是一种原创性极强、自本自根的政治理论体系,具有不容忽视的现代价值,其最大的特点和基点是在“诚意正心”基础之上的“修身”。
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迫切要求我们厘清人类的特殊性,并指引人机共同进化,走向“善”的未来。人类的特殊性源于“自我”和“外界”的剖分。强烈的自我意识使得我们能够连续自如地掌控意识片段,这一点正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瓶颈所在,也是超级智能面临“暗无限”的巨大风险所在。机器可视为人类的延伸,但并不具备天然的善意。只有共享宇宙意识和伦···
邹守益是阳明后学中与地方官员交往人数最多、并对其影响最大的学者。他与江西地方官员的讲学、交游、通信、撰文等种种交往,都是实践并传播良知学政治理念的方式。他把为政之道区分为三个心性层面:以私欲为政,以资禀为政,以学为政。后者即政学一体、万物一体。这些理念对官员的学术倾向、文教举措、个人品行及心性工夫等方面产生了···
孟荀的理论分歧主要在天人论。子思《中庸》“天→命→性”及孟子《尽心上》“心→性→天”的理论以及讲“诚—圣”等,反映的是思孟学派沟通天人的理论建构。孟子的思想有神秘主义,有就“天”言“性善”的复性、保性论以及扩性论,这是孟子“距楊墨”时吸收了墨家及道家思想的一种痕迹。荀子的天论并不来自道家思想,而是来自子弓易学,荀子不求天人沟···
自王国维先生首倡“二重证据法”,学界对“文王称王”问题的研究,多重视结合出土材料以运用传世文献进行相关的“历史还原”,而缺少对“文王称王”说本身在经学系统中的意义、价值的深入探讨。本文基于经学的内部进路,力图通过对汉儒“文王称王”说之义理内涵及架构的系统性检讨,厘清“文王称王”说的经学性格,并进一步开显其对于当今学术研究···
“感”这个范畴在儒家思想中极其重要,从《周易》和《礼记·乐记》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理解“感”的两个方向。本文认为由“感”这个概念出发,我们可以了解儒家思想是如何解释道德共识的形成,并让这样的共识得到人们的接受和理解的。儒家特别注重共同体的建设,并将人类大同视为终极目标,而由“感”出发所建构的儒家的人类理解论则是我们建构···
阳明哲学之研究往往不出训诂与条理,究其根源,实在于不明头脑纲脉,缺乏整体观照。概而言之,“知行合一”是阳明哲学之宗旨与总纲。分而论之,“道即良知”是其头脑;“一三三一”是其纲脉。卷而藏之,一心也,良知也;舒而展之,三也,本体、流行与工夫。
朱子对孟子“夜气”思想的阐发,在继承孟子重人禽之辨的前提下,融入了他自己的思考。在心性论层面,主张要发挥“夜气”对心与性的涵存功能,并指出“夜气”与“心”二者互相牵动,“心”会梏亡于旦昼所为。这就引入到了工夫论的层面,即要在旦昼之际的作为中操存此“心”。
《周易传义大全》所引诸家之说,除主要来源于董真卿《周易会通》之外,其余多源自张清子《周易本义附录集注》,纂修者所自行采补者,仅有胡炳文、吴澄、胡方平三家。从《周易传义大全》对材料的去取与删改,可以看出其在纂修时,遵循了合于程朱、避免重复、重理轻象的原则。
在先秦,作为文史典籍的“经”,一是指言说的纲要,二是相对于具有传注的原创性典籍而言,并没有后代所谓的“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的意义。而“说”“解”“传”,都产生于对原典、即“经”进行解释这一性质的行为。说、解与传存在的细微差异,主要表现在说、解的作者原为一人,即主体既是“经”的作者,也是说、解的作者。“经”具有言说提纲的性···
以李滋然《<明夷待访录>纠谬》和宋育仁《宋评<明夷待访录>》为代表,清末从儒家传统视角展开的《明夷待访录》批评充分展现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复杂性以及转型之际的内在张力。李滋然基于守旧立场而对《待访录》展开的激烈抨击,其实并不合乎孔孟思想原旨,相反,宋育仁基于儒家经典政治理想而顺应、反思西方近代政治发展趋势的《待访录》···
从孔子开始,历代儒者不断阐发礼乐的内在精神,如仁、孝、义、情、恭、敬、让、中、和等。有价值基础、内在精神与完美形式的礼乐,其目标是培养道德,提升人格,内外交修,修己治人。当今礼乐的复兴要把握礼乐的价值和精神,防止流于形式的繁复和奢侈而丧失其精义,这样才能更好发挥礼乐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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