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仔细推敲和辨析告子与孟子的对话,澄清他们的概念与譬喻的含义,会发现告子对于人性的表述是一个层层递进、内在统一的论证体系。虽然告子与孟子的人性学说不相一致,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无论从双方论辩的内容还是形式来看,告子都是孟子的一个合适的对话者。
朱子在《大学章句》中,将“止于至善”之“至善”界定为“事理当然之极”,强调“事”的重要性和人“做事”的当然性,从而在本体层面为世间万事提供了形而上的根据和理由,反映了朱子肯定政治社会和人的社会属性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政治哲学意义。佛老及现代思想潜含着将人“抽离”社会、去除人的社会性的危险,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松弛和伦理规范的···
康有为在近代倡导大开智学以与西方列强斗智,并在大同建构中强调智教,并设立奖智来防止社会退化。他对智的系统提升,为当时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变革性的因素,而以仁智并举来改造传统儒学,使儒学在价值理念上重视智在“人道进化”上的动力作用,无疑切中了传统儒学对社会发展动力关注不够的缺失。
经学元典在处理诸卿次序时,往往给司空留以末位。对比之下,《礼记·王制》前置司空的现象十分特别。其原因在于,《王制》要通过司空、司徒、司寇的排序,来突出官职职守在制度建设中的递进次第。这种对次第的重视,反映了《王制》职官部分特别关注“制度生成”的特点。这一特点,不仅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王制》的性质、地位,更能启发···
梁漱溟受激于中国近代社会之颓势,以救亡图存为目标致力于学术研究。他以东方文化为根,又能出入中西,客观地审视各种文化的优缺点,形成了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
先生更以易之变易、不易精神,收摄佛学的无常变易之法,并以易学为宗,平章儒家的汉学与宋学。面对经、史、子、集,则以经学收摄子学,包括道家的观变之学,以及名家等说。其学问论述可谓包括极广、思蕴极深,对于儒学与当代思潮的接轨有着重大贡献,后学牟宗三即接续之,影响甚巨。熊先生对于易学的现代化,可谓化腐朽为神奇,重新开···
《荀子·解蔽》篇最后一段的“周而成,泄而败”当训为“周之成,泄之败”,指的是赞成堵塞言路,反对开通言路;“宣而成,隐而败”当释为“宣之成,堰之败”,指的是赞成开通言路,反对堵塞言路。逸《诗》“狐狸而苍”之“苍”当读为“跄”,意为起舞的样子。视《荀子·解蔽》篇最后一段为《君道》篇或《正论》篇的错简都不可信。
儒家君子“五常”(仁义礼智信)美德,由董仲舒所概括。董仲舒的“仁义法”,主张“正谊谋利”,在一定或者特定时间、范围、场合下,值得关注、认同甚至需要加以肯定。仁义礼智信,作为为人处世道德规范要领的普遍总结,一方面有阶级性,为统治阶级服务;另一方面也为非统治阶级、广大仁人志士和普通老百姓所认同和遵守,很多地方仍然具有不···
孟子是对《春秋》进行经学建构的关键人物,时间为孟子晚年的齐宣王时代。孟子在稷下的文化刺激及禅让政治破产的情形下,赋予了《春秋》较为完整的经学品质。从此,《春秋》由“事”而“义”,作为孔子传道之书,成为经学专名,此后挖掘其内在的“笔法”及微言大义,成为主流诠释方法。
形而中学并非西方哲学意义下的“形而上学”,它居于道器之间,通过修养工夫使天道落实到生命实践之中,并开出道德、艺术、宗教、知识等中国文化的具体内容,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根本性的差异。形而中学有经典的依据,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其认同与阐释,对于中国文化和儒学的传承创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利用“解释学循环”理论来考察和评论戴震的哲学方法论,学界已有之阐述还存在层次不明和理解偏失的问题。通过梳理和区分“解释学循环”的三重含义,以此对照考察戴震的哲学方法论论述,可知其一方面有与现代哲学解释学相通的地方,另一方面亦有自身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对比,戴震哲学方法论的合理价值、独有特色及其不足,亦得以明···
为纠正庄子处世之道的逃世主义弊害,王船山在《庄子解》中基于“浑天”的视域,特别拎出《庄子》书中“寓庸”和“随成”两个语词作为关键概念,通过赋予被庄子否弃的人伦物理以天然合理性,推衍出了一种于日用伦常中随在体认“浑天”“无游而不逍遥”的处世哲学。
“王道”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洪范》,在先秦以来古文献中时常出现。该词的本义应当是指“先王之道”,所谓先王包括古先王、周王等在内;由于先王之道的理想性,王道到战国时已引申为可指一切理想意义上的为王之道。王道的内容可从外延与内涵两方面看。从外延看,王道与霸道相对;从内涵看,王道指治道,包括推行公道、仁爱百姓、整齐人伦···
儒家责过思想十分丰富,它深刻揭示了“责”和“过”的丰富内涵。如果说责是手段,是工具理性,那么过是责行为的内容,是施与的对象;从善则是责的目的,是改过的目标,也是一种价值理性。历代儒家阐述了极为丰富、需要精深挖掘的“过”论及其“过失”论。虽然儒家不大直接使用“责过”这一组合词,但经常把“责”和“过”联系起来阐释问责、思过、改···
在班固《白虎通》对于儒家“三纲五常”的系统阐述中,“三纲”所表达的君、父、夫对于臣、子、妻的主导地位,以“五常”为心性基础,是就率先垂范而言。朱熹讲“三纲五常”,认为“五常”是“三纲五常”之本,派生“三纲五常”,强调“三纲”与“五常”的不可分割,并且还多讲“五伦”,认为“五伦”就是“三纲五常”
段玉裁自谓譔《说文注》之前,先纂有一540卷的长编,名《说文解字读》,然后据此长编檃括成《注》。本文详考段氏《说文注》成书之经纬,断定540卷长编之说事属子虚,其所以造为此说,实与当时江南学术圈传言其书剿袭他人之说有关。本文从段氏相关著作及友朋书札,考察《说文注》成书过程的一些纠葛,并对前述传言之虚实作出评断。
牟宗三提出,伦理道德学说须有内部动力,但是他并没有具体说明心为什么有活动性,也没有对心的内在运行机制作出解释。从儒家生生伦理学的角度出发,这两个问题可以得到较好的答复。心之所以有活动性,是因为人有生长倾向,有伦理心境,是一个先在的道德存在,原本就有道德的要求,并有满足这些要求的动能,从而心甘情愿成德成善。心的···
为了促成人们的伦理实践,孟子提出了一个比他的性善论更为复杂的伦理选择论。这一伦理选择论既有抽象的一般性的正当选择原则,也有比较具体的可欲之善和更具体的作为“良贵”的仁义等价值;既有对人性的相似性和人能够做什么的说明,也有如何实践伦理的方法。在层层推论和类比中,孟子令人信服地向人们证明,在不同的价值选择中,伦理选···
意象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模式。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就是意象思维的鲜明体现。其价值和意义包括:人为天代言、立心;重视和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表达了人天一体、大道和合的生命自由之境。
改制是公羊学的微言,亦是经世致用最集中的体现,同时招致的非议也最多。在改制理论的阐释史上,董仲舒无疑是最重要的关节。本文旨在系统梳理董仲舒的改制理论,展现问题的层次与复杂性,并廓清后世的诸多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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