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先生说“熊十力先生昔著《新唯识论》,初稿主众生多元,至最近第四稿,易为同源”。汤先生所说的《新唯识论》“最近第四稿”究竟所指何书?学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今为止至少已有四种说法,如此一来,汤先生所说的《新唯识论》第四稿几乎成了一桩迷案。为何一般论者都不愿认为《新唯识论》第四稿就是熊十力正在撰写的《新唯···
文章从董仲舒人性论的证成;董仲舒对孟子性善论的批判与把握;董仲舒对荀子性恶论的修正与发展等三个面向作了探究,以期使对董仲舒的人性论有着深化的哲学反思。
“诗言志”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诗歌本体论,应当从这一性质来认识其重要意义。文章从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的成熟、古代政教制度建立、伦理体系的确立三方面来探讨这一诗歌本体论产生的历史条件。论文认为“诗言志”作为一种古老的经典理论,为春秋时代的士大夫赋诗行为所继承,并被诸子论诗所引述与发展。在与其他经典并存的体系中,“志”···
孔子是中国文化奠基期的代表,开创了以礼乐教化来培养人才的机制。通过细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序文,并与《论语》做对比,以此分析孔门弟子的结构,详解孔门的教学方法和培养目标。
周敦颐则是宋儒理学的先导者,他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他既继承孔孟之教,又融合佛、道两家思想资源,开创了宋明理学。其传世之作《太极图说》、《通书》系统论述了他的理学思想和政治抱负。《通书》中的礼乐篇章,是他对先秦礼乐思想的继承与发挥,他从形而上的层面对礼乐作了深刻的阐释,体现出宋明理学的新气象···
《礼记·礼运》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它提出的“大同”与“小康”等观念,对春秋战国时代盛行的“帝”、“王”政教史观具有理念上的总结性质,可谓是帝王史观的完成,而这一史观又是春秋战国时代对此前上古政教历史的理念化处理的核心。即便是在近代中国,以大同、小康对应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理想,在当代建设小康社会的表述中,仍然可以看到···
传统的知识观念仍有待发之覆,有些显见而又核心的问题仍然需要得到圆融的回答,比如,近代中国能够发现并断然接受西方的“科学”,除了社会与历史的外在原因,究竟与传统知识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
现代以来学界一般都以《白虎通义》一书杂于谶纬而轻视其思想品质,但事实上《白虎通义》引纬不引谶。在对谶纬的研究中,有以谶纬为一物者,有分谶纬为二者。经过对《白虎通义》之引纬书的研究,可分辨谶与纬在性质与内容上的不同。并且,其所引纬书部分合于《白虎通义》解经之旨,而不同于谶纬本身神话化、迷信化的世界观。《白虎通义···
通三统是公羊学中重要理论,具有多重理论意义。通三统要求存二王后,要求以天下万民为本,不私一姓,是对特定政权之合法性的限制。三统之说源于三正,这是其天道依据;其实质则为忠、敬、文三教,蕴涵着德教文质互变的规律。“通”三统的真正思想力量不在于要把三种不同的“统”并包进来,而在于以一贯之道去“通”这三统。仁政施于上,德教···
汉语“传统”的名词义项包括“既有的事情”和“根本的事情”,后者可以体现在前者当中,前者并不全都属于后者。
关于王阳明“龙场悟道”公案,已经有数以百计的文章作出研究、论述,但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龙场悟的是“格物致知”之道,有人说悟的是“心即理”之道,也有人说悟的是“知行合一”、“致良知”之道。甚至有人将王阳明的良知四句教归入“龙场悟道”论述中。但论者多半是随意判断,而缺少史实的考证和系统性分析。因此,我也来凑个热闹,···
山东曲阜复圣颜子庙右侧有一道石坊,上书“优入圣域”四个隶书大字。这显然是后人对孔门弟子颜子之极高赞誉。然而位居“四科之首”、深得孔子厚望的颜子却“不幸短命死矣”,其身后并未留下可资后人研读的著述,以至于今天有人在提及孔庙配享时有“退颜进荀”之议。这就警示我们,对于古人津津乐道的“孔颜”道统及“优入圣域”之论,需要有一个真···
朱子认为四书是儒学的精华,他继承二程的理学思想,为《中庸》学开了新的方向,即《中庸》诠释中的心性之学和以“道心惟微”为核心的道统论。《中庸》诠释史,大致经历了德行论、为政论、性情功夫论和道统论四个阶段。
张尔田、陈寅恪关于李商隐巴蜀游踪诸诗的认识存在分歧,集中体现在对李商隐《无题》(万里风波一叶舟)诗之系年及寓意的笺释上。陈寅恪以“假设”论史,注重事实的考证与证成“理念”导引下的系统性历史的存在;针对陈寅恪具有现代气质的治学方法,张尔田持质疑态度,他强调“知人论世”与综合事实和经验的“论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非系···
廖平以九州说、畿服制的诠释化解经学的空间限制,康有为以三世说化解经学的时间限制,而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学首以义理诠释为主,其由修身而至于齐治平的理想,其重点在于重申儒家的道德理想,以教化为主。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应对经学由言常道而成地方性文化的危机,重新确立经学的天下性质。廖、康、沈所进行的经学理论探索是在新的天下时···
“诗道性情”是王夫之全部诗学理论的起点与核心,它植根于深厚的人性论基础当中。人性论中的“善/不善”、“诚/不诚”、“性之情/物之情”、“隐/显”等二分对立视角,成为王夫之辨析诗中之“情”的主要依据。
章学诚“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以反思天下学术为己任。他以战国为节点,将天下学术区隔为“三代盛时”之“源”和“三代而后”之“流”两个不同的区间,并判分了两者“合道”之“得”与“离道”之“失”的二重境界。就得失而言,“三代而后”的现实学术有必要回归“三代盛时”的学术理想;而两者的源流性关联则提示了回归的可能性。他的“文史校雠”之学,通过···
未来以经学为主体内容之中国哲学,当以解决时代问题为动机与核心,通过传统中国哲学经典文本与时代问题的对话(dialogue),以新的经学理论形态“修复”(rehabilitate)传统经学“教化”(Bildung)之用,并藉此以消除中国传统经典与现实生活信念之间的紧张,实现经学“无时间性”(timeless)历久弥新之价值,以深具双重效度的“中国哲学”···
对于晚周诸子哲学缺失一种“哲学何为”的追问,上百年的中国哲学史写作历程,只是“被哲学”的结果。重问哲学何为就是试图重新以“民”的名义思考哲学的事业,其与以“人”的名义之间构成一种鲜明的差异。如同智慧地爱区别于爱智慧的哲学路线一样,不一定在同等程度上相知,却可以在情的层面上同欢喜、共忧患,这也是同作为人的尊严所在。以“···
一种哲学作品读起来未必是“最哲学”的,也未必是“最中国”的,却是“最中国哲学”的,这种意义必定具有时代性。而这种哲学作品以“做哲学”为其创作的主张,不但能鲜明地与之前的哲学活动相区分,乃至使其更像是被哲学所做,则这种时代意义进一步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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