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正面这一开放历史过程,并不诉诸超越的绝对普遍性,而是探寻在历史内部理解历史中意义的可能性。具体而言,中国思想构建基于天经、地义、人情组构的具体的历史普遍性,以“天下归仁”转换西方的自由为本的历史进程叙事,以“和而不同”“多元一体”构建多元文明的共生秩序。
张载与二程的“京师论《易》”可以说是两宋道学史中的一个大公案,从一定程度上说,道学所谓“濂、洛、关、闽”的谱系与排序也就建立在张、程“京师论《易》”及其传说的基础上。但这一说法并非完全出自历史的真实,其形成反而具有某种递加传衍与“层累”造成的特点。
作为宋明理学的开创者之一,张载是北宋五子中第一个自觉地对理学之理论基础展开“稽天穷地之思”的思想家,同时又从总结思想发展之历史经验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带有必然性的结论,这就是“《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
追求理想人格就是追求真理,认清现实的残酷性,就是发现自己生存的局限性。人们越是否认现实,当现实最终打脸的时候,就越发感到疼痛。在技术和知识取得巨大进步的今天,成为君子的难度有增无减,君子人格的悲剧性讨论有助于人们反思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如何面对死亡。
明代甘泉后学可划分为五种类型:以洪垣、庞嵩为代表的甘泉学之正传;以唐枢、蒋信为代表的折衷派;以何迁、吕怀为代表的“得甘泉学之一隅”者;以唐伯元、杨时乔为代表的偏向于程朱理学者;以王道为代表的湛门另类人物。
在朱子那里,仁义礼智信并不是人文世界的道德规范,而是自然世界的生意,当其具身化到人身上时,就转化为人的先天感通能力,并能够在遇到孺子入井等相应的情境时引发道德行为,从而实现“爱人利物”,因此,它具有引发道德行为的功能,因此是善的。概言之,无论是人性之源还是人性之善,都来源于天道层面的自然之生意,因此,“性即理”的···
《礼运》刻画礼之从起源到大成的叙事,是以三代以上的典范案例来展示秩序(礼)的意义、历史及其本性。对这一叙事的进行整体性的文本分析,则可以看到,神显、圣创、文明构成三种理解秩序历史及其本性的关键词,但“神显”“圣创”可以纳入“文明”之中,作为“文明”的构成部分而被理解。秩序的完备状态在《礼运》中具有通人人(人伦完备)、···
“命”的观念在传统社会中有着深远的影响。朱熹的命论具有“动-静”双重形态与“理-气”二元结构。静态层面的命“以理言”,为分殊之理,具本体论意义;动态层面的命主要是“以气言”,体现的是宇宙万物的创生机制与原理,具生成论意义。而生成论是朱熹命论最基本的性质。
他以“心性为一”即“一本义”为“圆教模型”,以重新定义“可能”和“理解”为前提,以“心体”建构为实现路径,以“上下其讲”为思维路径。就“上讲”看,他以沟通“心体”“性体”“道体”为主以实现“心体”的“上提”;就“下讲”看,他以“心体”之“流行”为主以实现“心体”的“下委”;“上提”“下委”为一双向回环,“心体”建构从而形成一个理论闭环。
不是“自我”拥有身体,而是身体拥有“自我”。这是我们在返回孔子的“身体观”时,首先需要澄清的一处认识。尽管“自我”与身体之间的界限在“子曰”之中经常是模糊的,但是作为人自身所是的那个德性化身体,却极易被“自我”所遮蔽。因此,确切地说,“修身”并非对身体本身施加某种操作,而是解除“自我”对身体的遮蔽,让人的德性化身体能够显现出···
帝制儒学要求平民百姓在政治上绝对服从的观点是普遍存在的。尽管一些学者试图挑战这一流行的观点,但他们未曾论及帝制儒学中关于政治义务的理论。通过研究清代的政治宣传,尤其是《圣谕广训》,作者认为帝制儒学的政治义务是一种家长式感恩理论。
“贤能政治”历来存在两种理解模式。第一种模式将“贤能政治”理解为一种治理方法。这种理解源于孔子,其讨论范围是政治职位,并且可以得到后果论意义上的证成。第二种模式将“贤能政治”视为一种正义理论,即为了按照正义的要求给予人们其应得之物。
“生活儒学”和“进步儒学”都涉及现代儒学的两个关键词,即“进步”与“自由”。对这两个基本价值观念的理解,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之间既有基本的共识,特别是在对现代性价值的认同上;同时又有一些重要的差异,尤其是在儒学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上。
当代儒学理论已经形成一股明显的情感转向趋势,其中尤以“情理学派”为代表。目前亟需通过反思其中暴露出来的理论问题,推动当代儒学情感转向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
乡约兼顾个体成人与关系维和的双重功能:自我实现具有超越性与社会性的“即凡而圣”价值;人际关系的维和建构了伦理情谊化的乡村熟人社会。《吕氏乡约》《乡仪》的伦理操演与情感感化机制对当前乡村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建设均有裨益。
程颐对王安石注解坤卦六二爻的“因物之性而生之”之说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此为易学史上的一桩公案。从思想来源看,王安石《易解》中对坤六二的诠释根本立足于儒家立场,但“因物之性”之说实有玄学思想的渊源。而程颐的批评则一般性地指出了“因物之性而生之”无论在玄学还是儒家思想中都难以成立的原因,即在于此说违背了自然物性观念本有的···
一方面,阳明物论充分尊重物的独立性,与心相区别;另一方面,良知被提升为本体,物在良知学的伦序中被重新规定,良知不能理所当然地像性理一样成为万物的本体,形成知体物用,而是在知为意之体、物为意之用的独特结构中,与物统一。其根本原因在于阳明没有最终证成天理和良知为一,他在儒家传统物论和良知本体基础上的物论之间的罅隙···
虽然张祥龙的现象学儒学呈现出某种明显的现代特征,但我们并不能够因此而简单地将他划入现代新儒家的行列中。像贺麟那样的现代新儒家都是现代性的拥趸,都立足现代性立场论衡儒家传统,而张祥龙则不然,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现代以来第一个充分认识到现代性的严重问题、进而对现代性进行了彻底反思的儒家学者,他由此而开启的思想方向···
刘咸炘整合老、孔,发展与提升了儒学发展现代转型的新境界。他期待中国儒学史从非左即右、往而不返、争斗不息、别有所图的邪路上回归老子、孔子的太古之道。刘咸炘坚守先秦儒学的中观理想,对中国真正的自本自根的中国文化具有坚定的信仰。刘咸炘认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包荒含弘,任天圆道,返本开新,才是中国儒学光明的未来。
“周程授受”是宋明理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在朱子及其批评者那里,“周程授受”都不仅是一个事实问题,更是一个哲学或义理问题。朱子对“周程授受”关系的建构,既出于重建道统的努力,亦基于其对道体—工夫的诠释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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