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魏晋风度,当然离不开药与酒[1]。有意味的是,药与酒,虽都是诉诸口腹之欲的身外之物,最终却极大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一方面,这当然与魏晋特殊的政治社会生态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视为思想领域中诸如“形神”“内外”“情礼”“名教自然”等的紧张关系,在士人心态和行为方式上的折射和投影。
熊十力在其体用哲学体系的创建过程中经历了一些思想转变,其中的一个重要转变体现在他对众生是否同源这一问题的看法上。在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中期以前,他认为有情众生各有自己的本源和宇宙。然而,到了二十年代中期以后,他却一改之前的看法,坚称众生同源、万物一体。
儒家的“天信仰”也被统治者所接受,历代王朝的“祭天”大典,是儒家“天信仰”的制度化表达。儒家的“天信仰”也深深影响了百姓的生活,民间的“拜天”“敬天”,可谓儒家“天信仰”的生活化体现。儒家的“天信仰”,实为尊崇上天、循守天道之“权利”的行使和表达。
孟子志在兴王道仁政,他要自别于挟术自重游士的“妾妇之道”,另立道统,以道导政,担任君师,引领君心通达圣王。与先王不同者,新王是由贤相辅佐而成,其最重要的德性不在于自身达成圣境,而是能够将国家托付给贤相与王者师的指导。
在传统社会,“道德”或“仁义道德”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孝悌到为政、从情感到礼法、从需要到权利、从个人修身到社会治理和民生疾苦等无不与之相关,并涉及儒道墨等各家“仁”说。得“仁道”者生,但“不仁”之道也有自身的价值。从仁义到“生生”,都在不断充实着“道德”的内涵并为其实现提供最重要的生机活力。
本文以张、程对天文现象的关注程度和解释方式的不同为核心,揭示出张载的形上学建构中引入“鼓天下之动”的“神”在思理上的必要性。张载之所以措意于天体运行和天文现象的理论阐释,根本上还是由其对风俗教化中复原古代礼乐的切要性的信念决定的。
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传统儒学虽然受到来自魏晋玄学、佛教、道教的冲击和挑战,但仍是官方意识形态和全社会普遍尊奉的道德准则。随着中原丧乱、晋室南渡,儒学从中原汉文化圈向塞北、辽东、凉州、江南、岭南等民族地区传播辐射。两晋南北朝时期对儒家伦理的认同不仅加深了对政权正统观的反思,也强化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意识,更为···
古代中国的“王教”是政教一体的古代中国的制度、组织、教化体系,即国家宗教。儒家不是宗教;儒者是为国家宗教服务的人士。六经原先不是儒家经典,而是反映王教的文献。汉兴,因应一体性的国家治理与宗教建设的需要,武帝在“缙绅先生”建议封禅的推动下,重视宗教建设,遂表彰六经。由于孔子整理经典并以全部经典教学,诸子中唯有儒家掌···
今日儒运仍在蹇难,然私心窃望“儒商”传统能再兴乎中夏,不绝于士林。若儒士社真能再造“儒商”,重振“商道”,则子贡张謇必能复睹于当世,而拳拳之心必不负于往圣先贤也!
今日儒运仍在蹇难,然私心窃望“儒商”传统能再兴乎中夏,不绝于士林。若儒士社真能再造“儒商”,重振“商道”,则子贡张謇必能复睹于当世,而拳拳之心必不负于往圣先贤也!
今日儒运仍在蹇难,然私心窃望“儒商”传统能再兴乎中夏,不绝于士林。若儒士社真能再造“儒商”,重振“商道”,则子贡张謇必能复睹于当世,而拳拳之心必不负于往圣先贤也!
尹焞有着多重的汴洛相族家族背景,是二程汴洛相族门人的典型代表。赵鼎所倚重的“伊川学”主要是道学流寓故家群体,尹焞正是其中的学术代表和领袖。因此他受范冲举荐登场成为了不二之选。尹焞南渡后的门人也以流寓故家群体为主体。绍兴末年他们在贺允中的主持下重新登场,并且在隆兴和议中表达了与湖湘、闽北道学不一样的观点。
朱子将道统上溯至三皇。三皇所传之道是为解决民众生存问题、满足民众感性欲望的“生养之道”。“生养之道”是行道之事。朱子基于对人心问题的思考,反对以事为理,批判“生养之道”,并以“中庸之道”超越之。“生养之道”与“中庸之道”是“事”与“理”的关系。通过格物致知方法,治理者可以从三皇行道之事中发现“中庸之道”,实现有效治理。上溯三皇表···
因圣人之文以求圣人之心而明天地之理是朱子有关为学的基本构想。朱子以四书学为核心的经学体系与这一为学构想紧密相关,这一为学构想具备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也正构成了朱子经学的基础。从理论上看,这一基础成立又至少需要两方面的条件:首先是圣人曾有以语言文字传心的事实,经典可以被视作圣人之心的承载者;其次是圣人之心与圣人之文···
本文着重在四个方面比较和讨论洛克古典自由主义与先秦儒家(孟子)的政治思想的异同,这四个方面包括道德伦理和自然法、人性论、自然权利,以及政治合法性。先秦儒家与洛克为代表的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有可比性和相似性,洛克的古典自由主义可以作为先秦儒家政治与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融合与会通的起始点。
孟子“可欲之谓善”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命题,它揭示了意欲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揭示了意志自由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欲”意味着自由意志;但主观的意志自由并不等于客观的社会自由,前者需要在实际的意志行为中才能实现。而“可”则确定了实现意志自由的条件,即符合社会正义。
明清时期,书院在西南边疆各地广泛建设,并且不断朝向官学化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川等边疆民族地区的文教中心。依靠名贤遗迹推进书院的文化建设,凝聚西南边疆士人的精神信仰;利用书院祭祀仪式促进儒学在西南边疆的传播;借助书院教育笼络西南边疆英才;加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书院建设的数量和规模,深化国···
《中庸》就是为了完成对世界的超越性存在的确证:第一,完成人作为天命在身者的确证,人作为天命在身者为世界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确证进行了奠基;第二,完成家庭、社会政治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确证;第三,完成世界万物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确证。至第三个层次,则儒学作为“道德的形上学”已完成,同时,儒学作为圆教也已完成。而儒学作为圆教,···
《春秋》是孔子晚年给弟子讲授历史的教材,源自鲁国官方史书,用极简略的文字记录大事。242年历史,仅用了16500多字。如果孔子没有对史书做过微妙的改动,这样一部教材,怎么能和孔子试图再造文明的伟大理想联系在一起?《春秋》中存在大量无法解释的奇特现象,除非我们承认孔子的春秋笔法承载了微言大义。以往对《春秋》存在义例的质···
传统的“礼”与现代的“法”之间,经晚清修订新律引发的礼法之争,直至五四反礼教思潮前后二十余年的剧烈震荡,断裂为一道鸿沟。严复在1902至1913年间所译孟德斯鸠《法意》,提供了从观念史角度审视的一个典型标本。在孟德斯鸠“礼学四分”的类型学框架基础上,严复最终将“礼”从“法”的概念中割裂出去,形成“法制”/“礼俗”两分的理论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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