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主要探究的是政治的本质问题和价值问题。孔子的政治哲学思想即“正政”思想。孔子认为,政治的本质是“正”,是端正、规范,强调道德规范。“正”的主要内容有正身、正心、正己。正政包含三方面:正己、正人、正国。正己就是“克己”,即仁。孔子把克己贯彻至政治,成为正政思想;孟子把爱人贯彻至政治,成为仁政思想。肇庆学院韩国汉阳···
韩国政府反思儒家思想与国民精神形成的内在联系,把韩国传统国民精神与现代社会价值理念相结合,探索传统儒家价值理念与西方普遍价值取向的结合点,把儒家思想融入教育实践之中,以儒家礼俗涵养国民精神,增加民族的凝聚力和国家认同的向心力,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取得了积极效果,值得我们借鉴。
清代初年,重建孔门弟子的完整谱系成为一时风尚,此前不被重视的“七十子”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对于“七十子”中的传经弟子,孟子、宋儒的定位是“得圣人一体”,但清初学者极力将其塑造为“圣学正宗”,不仅再次调整了孔门结构,也助力经学进路的更新。乾嘉以降,汉学家视子夏等人为“家法之祖”与“汉学之源”,在重建子夏至荀子经学脉络的同时···
在教化领域中出现的经史的分化以及子学(百家学或诸子学)的兴起,标志着经-史-子知识谱系的形成。经学或六艺学被视为古之道术的正宗嫡传,而子学作为方术,既是对道术的偏离,又可以上通道术。以经学为主体、以史学与子学为羽翼的中国知识谱系,既以经的主干性保证了中国学术精神的深层统一性,又向子、史开放而补充经学,从而形成经···
作为六艺论的整体纲领和根本原理,马一浮的易学思想直承伊川、朱子,同样具足了其六艺论的系统性特质,可以在“本体”“工夫”“境界”的理论框架中得到深切著明的呈现。他建构了理本体的易学本体论、以言行为中心的学易工夫论和易道十大的境界论。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新文化派参照西方学术开创新史学,进而以现代史学观念与体例改造中国传统史学。“新史学”为近代中国学术转型提供有效平台,却在无形中割裂了中国传统史学之于现代学术的关联。刘咸炘提出,史学的广义就是人事学,进而以“察势观风”为史识准绳,以“史有子意”为史家宗旨,落实即事明理的人事学,倡导以纪传体编纂传统···
惠栋通过文献学考辨,指出《文言传》“利贞者性情也”的“性情也”本当作“情性也”,以此批评王弼、程颐等有“性善情恶”之嫌的“性其情”说。与此相对,惠栋斟酌《参同契》等古义,提出“推情合性”说,即情之发自然合于性,以与《中庸》“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相发明。
在朱子那里,性理与形气作为知觉的不同来源,皆具有物自身的意义,但性理具有更加根本的地位。性理以其绝对创生性,自行进入知觉而内在于知觉,所以道心即是智的直觉;也内在于形气,所以人心也以性理为本源。由此,道心以性理为其积极内容,达成了对人心的肯定与成就。
朱熹进而提出“嫡孙承重”的礼制安排,要求宁宗为孝宗服三年之丧,从而跳过太上皇光宗,强化了宁宗政权的正当性来自孝宗而非光宗这一立场,从而彻底肃清光宗的负面政治影响,树立孝宗这一道德典范(为高宗服三年之丧)。总之,朱熹推出宁宗“嫡孙承重”的礼制方案,可以视为道学集团为了在即将展开的政治斗争中获得主动权而采取的先发制人···
阳明基于「知孝悌」这类论述来阐释知行合一的思想,「知孝悌」意指「孝悌」的内涵自然灵明,意即某一流行发生自行展现为呈示该内涵的施展。「知」理解为灵明,「行」指呈现该内涵的灵明流行,两者是从不同侧重对此流行发生的论述,而「知孝悌」便是展现这一思想的论述方式。
本文认定佛教本土化之“佛性本觉”就潜在地浸渍到阳明的思想深层,从而终成“理—知—心—觉—性”的基本思想架构。从佛教的影响来看,这种良觉就是由“性觉”而来;从儒家的传承观之,这种良觉本自“心觉”而发。实际上,作为人类“情理结构”的良知,本然具有“知—情—意”全整结构,也就是既包含理性化的观念和意志,也包孕感性化的情感。
心与物的关系,一方面真有主观原则的心,另一方面有客观的物,都是真实的存在,而心能知物,知物所以然之理。心能穷理,格物是不能离于物,面对物而穷其理,而穷理的主词是人,是人心,穷理后则能有知,此为致知,则人心之知做积累工作,做到豁然贯通。
齐鲁文化有四重意义:其一,轴心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指西周到秦统一这一时期齐国与鲁国的文化;其二,经学意义上的齐鲁文化主要指秦汉到魏晋流行的齐学与鲁学;其三,行政区位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指山东文化;其四,思想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指始于轴心时代,以德为先,以修、齐、治、平为目的,主张礼法并治的治理体系与生活方式。
人性是有个体差异的(差别一般不大,也不排除极端情况);性中有善的成分,也有不善的成分,主要通过好恶表达出来;人生的现实,取决于后天的养成,一个重要方式是顺着性之好恶而来的引导和塑成。要之,孔子持有的应是一种形式的“性有善有恶论”。七十子后学的“性有善有恶”及“养性”说,就是孔子人性观的明确化和展开形态。
在“《易》为之原”思想的指导下,刘歆对“五经”的顺序作了调整,把《周易》置于首位。刘歆提出“《易》为之原”的思想,与其认为《周易》是一部关于“天人之道”的著作有关。在“天人之道”思想的指导下,刘歆创作了“三统历”,其目的是以天统指导人统。刘歆创建的以“三统历”为核心的系统,不仅体现了其律历学思想,而且反映了其对宇宙万物、社···
汉唐注家往往将“易”“简”解为“无为之道”,并将其视作对乾坤体性的摹状;而朱子认为“易”“简”更偏向“动用”一端。从《系辞》本义来看,“易”“简”分说不能简单地从“静体”和“动用”的角度来理解,“易”指乾以动为本,但同时又兼虚静;“简”指坤以虚静为本,并兼动实。而“易简”合说又是对生生道体的摹状。《易纬·乾凿度》提出了“虚无感动”说,易···
以道义论、美德论等西方伦理定位儒家伦理往往产生困难,因为儒家伦理在进行道德判断时,需要综合评估动机、结果等因素,不能由单一条件决定儒家伦理系统。然而,关怀伦理学的专注和动机移位却足以说明儒家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所考虑的复杂因素,由此可以形成有别于以往的儒家伦理系统。
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针对大、小两种传统受众的不同,开展了一系列的讲学活动,既吸引了大量地方普通民众,化导移易了民间社会风俗,也培养了不少科考读书士子,构成了王学地域学派的中坚。贵州既是阳明的“过化”之地,也是他的“施教”之区。而黔中王门学者受阳明心学思想的沾溉,主动践行“知行合一”实践哲学精义,不仅人才群体济济兴···
儒家的实践不仅关涉到工夫实践中的身心状态转换,亦关涉本体呈现后的境界体验。目前学界对两者的研究,往往借助“逆觉体证”与“冥契体验”的解释框架,但两者都未触及理学家境界体验表达中的本体状态转换问题,牟宗三透过“超越的分解”与“辩证的综合”方法对阳明与二溪境界体验表达所蕴含的深层义理结构——“抽象置定”与“具体表现”——的揭示,···
今天易学研究当从易学经典出发,借助于传统的象数训诂兼义理等方法,重新解读易学经典和已有研究成果,以客观再现易学文本固有之意为导向。然后在此基础上,以道器关系为出发点,借鉴当代哲学思维方法和学术文化成果及科技知识,促进传统的易学与现代知识深度融合,重建贯通古今中外思想的、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的、新的易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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