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吕柟、罗汝芳等所行著名乡约可见,明代乡约在与《大诰》《明会典》结合并落实于地方自治之后,与明太祖圣谕六条融合,针对社会全体,提供了覆盖面更广的道德训练。这对明代国家而言,在地方自治层面具有特殊的价值。明代的乡约虽然延续了北宋《蓝田吕氏乡约》的传统,但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其存在具有更充分的合理性,也符合当时思想···
儒家“善恶报应”论的法理实质,是一种“超验审判”理论:审判的主体是至高的超验实存“天”,审判的依据是最高主宰的“天法”,审判的对象涵盖人间的一切人和事。儒家“善恶报应”论,还具有重要的法秩序构建功能。人心的普遍认同,是“天法秩序”得以建立的心理动因;对“善恶报应”的积极遵守,使得“天法秩序”得以自觉形成;对“善恶报应”的消极违···
孟子“以情言性”,从人的情感去阐释“性善”,但这并非以种加属差的思维方式对人性做出的偶然综合判断,不是在讲人的本真情感符合一个外在预设的价值标准,而是从情感角度探赜人的本真存在,揭示“性”与“善”,“情感”与“价值”的非对象化生成关系和人的价值自觉性之必然性。情感的价值自觉创造,凝聚为人格,生成展开为有序的伦理世界。孟子···
经史变奏、经史互释内在于漫长的经学史之中,章学诚、章太炎等所主张的“六经皆史”是清代以来经史问题的一部分。章太炎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的继承与发展,以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对于经、史的分歧集中地体现为对“事”的不同态度。章太炎多重的经史互释不仅是为了确立六经的信史地位,也旨在将创造性和典范性开放给六经之后的时代,更···
相比托古改制思想范式,晚清“复古维新论”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历史意识,围绕西方和三代之关系这一时代性议题建构出涵括中西两大文明古今演进的普遍历史叙事。“复古维新论”对以秦制为代表的中国治理传统的根本性否定体现了中国思想的变革思维范式,但同时对西方政教“以商立国”,“教无本源”等利弊得失的分析则清晰体现了传统立国思维的思想···
以“心学”著称的阳明学实则落在了“意”上。“心”的地位看似至高无上乃至无所不包,却并无对“意”的主宰作用。这就使得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论所表达的“心”与“物”的关系,反倒落在了“意”与“物”上。以“意”与“物”的关系而论,阳明学显然没有处理好万事万物的存在问题。心外何以无物,其用意在于为了让人明白亲不存于事亲之外,王阳明为了达到这···
四个维度,一是要了解《周易》的作者与“观象系辞”的成书方式;二是要掌握易象与易理辩证统一的内在联系;三是要遵循“师法”,注重“家法”,以象数易注作为入门基础;四是要厘清天文与人文之间的源流关系。一个方向,是指《周易》研究的未来方向是返归本源与开端,回到天地之始,感悟天地人三才之道相生相应、殊途同归、百虑一致的机理变···
郭店楚简《五行》篇是作为弘教者的七十子后学的作品,其弘教之着力点在对心之功能的开发上,首次提出了儒学史较为成熟的心论,其大义有三:其一,心之主宰及其无限性;其二,慎独与动力之开辟;其三,圣与天道之谛听及其冥契。这三步开发工作,初步确立天人贯通之弘教模型,且为子思与孟子进一步完成天道与性命相贯通的弘教基型作了先···
地方儒学社团一方面应做到“守正”——加强党和政府政策宣讲平台、学术成果转化平台这两大平台建设;另一方面也应做到“创新”——拓展其新的业务增长点,这至少应包括以下几项内容:盘点儒学资源,倡行中式礼俗,开发线上内容,培育美德讲师。
郭店楚简《五行》篇是作为弘教者的七十子后学的作品,其弘教之着力点在对心之功能的开发上,首次提出了儒学史较为成熟的心论,其大义有三:其一,心之主宰及其无限性;其二,慎独与动力之开辟;其三,圣与天道之谛听及其冥契。这三步开发工作,初步确立天人贯通之弘教模型,且为子思与孟子进一步完成天道与性命相贯通的弘教基型作了先···
考察当代《论语》注本,重视文字训诂的汉学系统著作以杨伯峻《论语译注》和高尚举《论语误解勘正》为代表,重视义理阐发的宋学系统著作以钱穆《论语新解》、李泽厚《论语今读》和南怀瑾《论语别裁》为代表。此外,同济大学刘强教授的《论语新识》因全新的诠释特点与诠释思想成为近几年来《论语》诠释的典范,对《论语》后学研修进学极···
朱子认为的条件有三:理是心的本质,理必然要发用出来以及心不受私欲遮蔽。只是他经常将心与理对言,仅仅视理为形而上,而又认为现实中人的心往往不能合于理,才让人容易忽视他“心即理”的观点或误解其内涵。尽管在内涵上有一致的理解,我们却也不能忽视他们之间的重要分歧。
公共伦理生活始终需要人的具身性现象在其中勾连、表达,但是如果没有心体层向身体的跃迁便无法实现在他人一侧的感发效应,从而个体自身还是隐匿在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中。程朱所提供的显仁之法——“公而以人体之则为仁”,从“人体之”的具身的道德实践理解,充分显示了由工夫所构建的身体现象的统一性,及以之奠立公共化的可能。
公羊学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国与君为一体,君权能够全权代表政权,臣子效忠于君主即等同于效忠于国家;但在特殊情况下,当君权与政权发生冲突而分离时,臣子即当行权,即转而尽忠于国家与国民而不再效忠于君主个人。公羊经权说的实质涵义概括说来就是“国君以国为体”,社稷为重,“国重君轻”。
刘咸炘为弟子们规划选题,批点习作,指示治学法门,弟子也从师说中汲取论学旨趣。刘咸炘与弟子间的授受源流清晰可辨,为认识一百年前尚友书塾内旧式师弟子间的日常学术传承提供了鲜活的材料。罗体基、熊光周、李泽仁、王树梁诸弟子得刘咸炘之衣钵,以“风”“势”论史,上至政风、士风,下至民风、土风皆有发微,足见刘咸炘的“察势观风”已···
美学意识并不是审美意识,而是对审美的反思。因此,中国美学意识的诞生的标志是“美”这个词语的出现。汉字“美”的本义是“羊大为美”,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最初是对食物的一种价值评判。而“美与善同意”则揭示了中国美学意识与中国伦理学意识的同源,因为“善”的本义是“膳”,意味着中国伦理学意识最初也是对食物的一种评价评判。这就铸定了“···
“吕—朱乡约”以儒学价值建构道德规范,以教化的努力将儒家的伦理价值推广贯彻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促进儒学的教泽流行。其儒家社群主义理想以道德宣讲、互助相恤、伦理操练、公德培育等方式加以实践,突破了以往儒家伦理的家族局限,开辟了社群伦理的公共空间,发展出儒家伦理的公德形态,有重要的史鉴意义。
理性与人文的交叉,对于人文理性的成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唯以此来衡定荀子哲学中所蕴示的古老而常新的天人观,方既可以开显出荀子之于传统天人观的批判与超越、奇变与跃迁,又可对今日处理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提供有益资鉴。
李二曲一生的为人为学,体现出一代大儒人格和思想之美。这就是孤苦自奋、自强不息的坚忍不拔之美;志向高远、天下己任的经邦济世之美;注重实修、悔过自新的追求至善之美;倡道救世,明体适用的经世致用之美;实实体究、务求有用的务真求实之美;虚怀若谷、博采众长的谦逊开明之美;专心致学、读书守志的学高品洁之美;威武不屈、不事···
本文基于荀子人性论基本范畴和义理结构的分析,认为“性恶”、“性善”、“性朴”三种概括都与荀子人性论的义理结构不符,“心善”、“性善”、“伪善”三种解释方案也都无法单独解释“善”的起源。“善”从积极的一面来说是源于先验的德性,从消极的一面来说是源于才性的后天强化。欲性解释了“善”为何必要,才性与德性解释了“善”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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