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之性始从天道下贯,终又回归与天道为一。他提出了两个看似矛盾的命题「性即天道也」及「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即」是等同之义。既等同,又何来「合一」?究其实质,前者是存在论意义的,属天道论,其性是天道之性;后者是境界论意义的,属人道论,其性是形下之性。
然而其对世俗性与神圣性的糅合,使王者对天命的兑现和对天道的践行必须通过巨大的物质牺牲来实现。这样,天下太平就只是一种表象,“天下”也无法获得统一的内涵。“天下”这个“无外”的生存空间本然地意味着整体性,并要求内部的和谐。这需要天下内部的各类群体在长期的交往中修正偏见,凝聚共识,适时地构成一种新的交往形式、生存形态和···
明末清初流行的“清谈误国”论认为王学袖手谈心性,使明王朝陷入危机乃至崩溃,而这其实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不可抽离来界定王学的性质。王学兴盛时,也是明王朝边患剧烈之时,考察王门后学在抗倭中的作为,以及边将翁万达的经历,可以发现,王门后学以国家为己任,勇于任事,履艰危,能自竖立,以志节振拔于一时,远非所谓“清谈误国”可···
本文节选自李菁著《在-是: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的最末一章“连山:親親与是”,内容源出在2015年广州中山大学中国现象学年会宣读之论文“親親:从《星际穿越》看现象学第五阶”。张祥龙先生在大会闭幕报告时曾言:“兰州大学李菁教授下午的报告和我的报告有相近的地方。”本文得张祥龙先生之诸启发,兹以纪念。
1879年,英国驻华领事、汉学家倭妥玛在上海出版了《文庙祀位指南》,这是西方人撰写的第一部孔庙祀位专著,在孔庙文化中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该著辑录了177位清代同光年间得以奉祀孔庙的历代名贤的生平与著述。
《尚书》记载牧野之战“血流漂杵”,孟子以仁政立场质疑《武成》的记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儒家的反战立场,王充、赵岐等学者在过辞说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对“血流漂杵”历代诠释的梳理,让我们看到儒者通过历史事件的叙述、重构来实现其价值的论证和秉持、并不断强化的过程,而对“血流漂杵”史实研究与回应,也是儒学思想立足现代学术的必由···
通过泰州批判,黄宗羲将儒学有关内与外、心性与政治问题的思考推上了新的层次,凸显了一种包含社会、政治取径,在更高层面重构儒家德性政治的思路。一方面,继承泰州的个体意识(师道论)而又突破其以个体道德外推的经世模式(孝弟经世论);另一方面,以儒释德性功利之辨为基点反思社会政治秩序的根基,而把心性问题联结于权力公正性···
本文的论点,用意在于进入注释体例,引用学界成果,解析杨倞的荀学。重在哲思层面的阐发,“申抒鄙意,敷寻义理”,杨倞如此解荀,作者也企图如此解杨,并在文献不足的情况下,按照现有线索,进一步讨论,杨倞突出荀子思路的某些面向,面向为何?怎么自圆其说?与荀子原文,是曲解还是深化?是否有政治社会的时代因素?
明末清初,回族知识界以江南为中心,兴起了一股被后世称为“以儒诠经”的学术思潮。这些回族学者以儒家思想阐发伊斯兰教义,汉文著述颇为活跃,在教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生活于江南的回族经学家汉学修养深厚,他们诸多议题的切入阐释、叙事方法,多与耶稣会士著述中引儒、附儒的思想议题和表达方式类似,这是很难用“巧合”来解释的。
民国荀学研究当有王恩洋先生的一席之地。王恩洋荀学研究看似属学案体式,实则具有深刻的问题意识与文化关怀,已然具备了现代学术视野。其研究构成了文明接榫与文化疏通两大学术景观,融摄了中西横纵向比较与中国哲学古今比较两大学术论域。
东晋太学博士之制经历了从五博士制到九博士制,再到十一博士制、十六博士制的发展过程。太学、国子博士的选任虽以明经为首要标准,但仍是政治场域的人事安排。东晋前中期,博士被朝廷视作政治资源用以巩固地方统治。
对于古人而言,“天下”与“国家”是两个根本对立的价值体,混同二者甚至产生了王朝倾覆的后果;对于今人而言,“天下”与“国家”代表了两种文明与历史形态,能否实现从“天下”到“国家”的观念转变,是一个古今交接的问题。
在认真审视日常生活的平庸之后,部分当代青年选择“儒家”作为其身份想象。这种想象将儒家士大夫的“殉节”作为共情的基础,试图以此汲取其人格中的神圣力量。此类青年的身份想象其实较多地立足于诸如“自由”“平等”等文化价值的考量,而其所推崇的士大夫精神实际上亦遭到了隐性的转轨以贴合于现代生活。
汉代今文《尚书》有《尧典》,古文《尚书》虽多出《舜典》之目,但其内容仍包含于今文《尧典》之中。王莽立古文于学官,并以舜之后裔的身份配合五德终始的体系,最终参照尧舜禅让而代汉立新,使《舜典》得到凸显并获得意识形态色彩,形成今古文《尚书》在治统意义上的隐然对峙。
阳明道统论有其动态发展历程,其若干“出格”之论体现了阳明学的理论创新与儒学传统、理学共识之间同异交错的紧张关系:“颜子没而圣学亡”作为阳明早年未定之说,实质上是对宋儒所揭示的颜孟之别这一道统分判的接续;孔子九千镒之论与“夫子贤于尧舜”之传统实相背离,体现了阳明学因病发药所隐含的矫枉过正之处。
一种以曹元弼为代表,强调“六经同归,其指在礼”,以一个独立的“礼”的概念去贯穿六经、理解经学概念,其背后是六经“有”礼。一种以刘师培为代表,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出发,以王官学去理解六经,从而认为六经都“是”礼。
王阳明的“良知见在”不同于阳明后学的“良知现成”,宜从时间意识的维度并在儒释道互动的大背景下加以探讨。阳明点出“良知见在”,化用了禅宗的斩截的时间体验工夫,以工夫论之“断”求本体论之“续”,才使儒家从佛道的威胁中突围,而觅得新的工夫进路。
我认为就近二百年的中国思想而言,康有为和章太炎是最为值得注意的双峰。就思维的深刻性和对于全球时代的反思能力而言,无能出章太炎其右者。而就对儒学转折、新国家形态的复杂性的认知而言,康有为有其独到的卓识。他们或合或分,但都具有超越同时代人的人类性的视野,并为我们描绘了平等、自由的未来世界图景。
应当将儒学的核心方面与当代的历史现实结合起来,使之落实到实处,这样才会有切实意义。
苏轼对宋代政治中任法特征的批评,显示出来自治体论传统的思维启示,这一点从他对贾谊、陆贽之学的推重中可以得到印证。任法与任人的治体类型辨析,对应着苏轼关于三代、汉唐与宋代历史政治的解读,蕴涵了一套由公私政治原则、政治主体养成、职官法度及治理绩效所构成的治体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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