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性于心,心作统率,其义有三:一曰虚灵不昧,二曰出令而应万事,三曰道之工宰(荀子语)。
本文通过对荀子礼论的诠释,论证在荀子的礼论中,规则与美德是自然人性与社会建构、“天”与“人”、“性”与“伪”、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种统一性是由荀子的宇宙论奠基的。这里所谓的“统一性”,是指规则与美德共同构成荀子“善”概念的两个要件,而且是相互建构,不能彼此还原的。
作为源头的气质之心,兼有善恶两种气质,因此可善可恶而不可靠。理学家主张将相对的气质之心与绝对的天理相统一,人心变为道心。道心内含天理,道心指导下的人的生存因此成为合乎人性的生存,这便是真正的人类本质。心理合一的工夫是一种普遍性超越,它强调了普遍天理对人心的主宰地位。
对于宋明理学中广义的心学传统来说,善意味着在人对自身的行动规定中对生生之天理的“继之”,也就是将万物生成的根据作为自身行动的根据,由此世间的礼法之善才有了超越根据。天理不再直接是各种当行之则,而是要通过心的无内外所达至的万物一体才能显现,并且经由这种状态下的主宰之心而发生为不同的当行之则。
善与伦常是刘咸炘《内书》诸篇涉及较多的两个重要主题,两者在理解传统与反思现代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刘咸炘基于天地生生之自然阐明善,明确善为人的本性,来自于天地生物之德,又参照天地分合之道,阐明伦常以天地为典范,为人群之根基。从刘咸炘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一方面,他是朱子理学传统的继承者和阐发者,另一方面,正是通过对···
发生在春秋战国之际的“乐崩”,关系到自周初至战国中晚期整个礼乐传统所发生的深刻变革:从外在看,它代表着有完整乐制设计、支撑的周初“大乐教”,向着春秋以降注重“乐”的艺术性、娱乐性的“小乐事”状态的转变;从内在看,它代表着从依赖于制度支撑的“学统”,向着基于历史叙事以凝聚道德德性的形态转变。
从郑玄三礼注看,他引郑众说注“九数”,暗示《九章算术》来源于《周礼》,并多次提到“粟米法”、使用“勾股术”。他又往往给出算法的大概或者其结果、而不给出计算细节,并以之来消除各经典或版本之间的差异,其注纬书也用到数学,从而为后世学者创造了发展数学的文本语境。
推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换,一项重要学术使命是致力于儒家道德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这离不开儒家责任伦理学的当代建构。传统儒家对责任伦理不懈阐发与建树取得的成果,是当代更好创建与西方责任伦理学相接榫的、具有现代性的伦理学形态的逻辑前提。
“如好好色”与“如恶恶臭”的比喻的实质性内容是我们对善的爱和对恶的恨应该在认知和情感上同时存在。对于《大学》“如好好色”和“如恶恶臭”这一比喻,朱熹解释为对我们每个人都追求的最终目标的描述。王阳明则认为这一比喻描述的并不是经过多年的努力后道德知识与道德动机完全结合为一体的修身目标,而是描述了真正的道德知识自始即是的模···
然而,回到心学自身传统,阳明走的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直觉体证进路:他借助佛老的虚寂本体转向儒家道德本体,以“生生”统摄“虚寂”,上达仁学,是为本体体证;又以解悟、证悟、彻悟为工夫次第,通过长期理论学习和现实磨炼,由渐悟而至顿悟,是为工夫体证;阳明久疑于“格物致知”问题,终在龙场大悟,由主体而上遂宇宙境界,是为境界体证。
现代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其实包含了两个有待进一步澄清的问题,一是中国思想中本有的道论是不是一种本体论?二是中国古代的本体论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是什么关系?在诠释转换中,中国思想本身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变迁。只有将中国本有的道论、中国佛教产生以来的体用论与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的关系分辨清楚,中国哲学形而上学问题才得以澄清。
宋学批评和否定汉学,从“舍传求经”到“疑经改经”,是深入经典内部进行的经学变革。宋儒治经的重心,既在“依经立义”,又坚持“以理义去推索”,以便进达“圣贤藩墙”,凸显了道统论意义的经学主旨。
中国政治哲学的特点是关于治理国家的具体措施讨论、规定得比较充分,而关于国家的政体形式讨论得较少;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实行得时间长,个人在中国政治中从未走向前台,政治是利益集团间的制衡器,平衡了集团的利益,也就间接地施益于个人,缺少由上下力量博弈而出现的契约意识,重视德治,重视礼乐,民本思想源远流长。
周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于是孔子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三纲领八条目是也。
朱熹的儿童哲学在逻辑上有三个发展阶段,即《朱子家训》的初级道德劝导阶段、《童蒙须知》的工夫实践阶段和《近思录》的伦理理论建设阶段。这三个阶段主要以小儿、童蒙和赤子三个观念为核心,是一个从低向高发展的阶段。其中赤子之心是朱熹儿童哲学理论的核心指向。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政制被纳入专制政体的范畴类型之中,经受了偏于消极的评论。而作为政书范例的《通典》显示,中国传统强调政制的古今兼容性和系统融合性,同时又与立国原理相配适,制度演进离不开这三方面的配合与制约。
心学与气学虽然各有其不同的探索重心与关怀侧重,但在明亡教训的影响下,又不期而然地形成了认知科学的走向与以“天下”为本以及由之而来的“人各自为”的民主追求。所以说,科学与民主也就代表着明代儒学为我们留下的历史遗命。
陈亮不仅反对朱熹将历史截然划分为王道与霸道两个世界,而且主张从实然世界出发的“时行”与“随分点化”等王道实现策略。但据此便将其说轻易判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尚欠妥当,毕竟陈亮之王道观不仅是以“至公”为其根本的价值追求,而且以“礼”作为王道实现的制度支撑与基本途径。陈亮之“道”与“至公”并非单纯的终极价值预设,而是以“理一···
“君子”概念的这种政治哲学意涵存在着社会历史形态的时代转换,可借用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三段式来描述:王权时代的“君子”有权无德;皇权时代的“君子”有德无权;民权时代的“君子”德权合一。
作者团队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深厚的学养学识,回答了“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阐明了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和特点;运用经典诠释的方法,重视“时代思潮”“范式”及其变迁。作者们的初衷是承前启后,能代表现时代中国哲学史的最高研究水平。这个目标未必能够达到,若本套哲学通史对深入发掘、探讨中国哲学的工作能有一定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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