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对数术虽没有专门立论批评,但检视《荀子》一书,可抽绎出其对数术传统的系统批判。
郭嵩焘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是近代湖湘士大夫集团中研究与宣传船山思想的大将与旗手。
北魏兰陵长公主被驸马刘辉殴打致死一案对理解古代中国法律儒家化进程的曲折性与复杂性意义重大。深究该案所涉人员的想法与行动,他们均受到个人秉性、交际关系和时代观念之影响,各方关联甚密,情感、政治和礼法互相交织,共同制造了这一惨案。从各方关系及其言行动机进一步深入案情,查找案发与裁判及结局的真正动因,方能多元且深刻···
除了西学之外,谭嗣同在推动戊戌变法的时候,实际上是以船山思想作为其变法维新思想的主要传统哲学基础与精神动力。在谭嗣同的维新变法思想、哲学与精神气质中,船山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儒家哲学的代表与西学、佛学一道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此类故事在战国秦汉时代的文献中颇为常见,应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解读,关注其建构性和意识形态性。后人对先秦历史的许多“历史感觉”,多来自于这类充满了现场感的故事,而它们多数都是早期儒家所创制的。或者可以认为战国初年儒家学者们所编纂的故事,塑造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认知与想象的主色调。
《荀子》是先秦重要的子书,由于其中多有古词古义,又因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疏于校理而致使讹误较多。清代以来,学者逐渐重视此书,校释者颇多,尤以今人王天海先生的《荀子校释》一书最晚出而搜罗最富,考证精详。然细读原书,仍有若干未洽之处,今为商补札记若干条,以期对研读《荀子》者有所帮助。
从根本上说,“辞”只是“指”的载体,当“指”的表达诉求高于“辞”时,不仅书写者不必为“辞”所拘,阅读者也不应执辞而索义,这与孟子提出读《诗》应“以意逆志”的思路颇有相近之处。作为早期私人著述的典范,公羊学关于“因史记作《春秋》”的一系列阐释不仅在取义的层面深刻影响了司马迁,而且在书写方式的层面对司马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朱熹所讲的生命,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也不是抽象意义上的生命,而是从人的日常生活上讲生命,从生活环境上讲生命。朱熹的生命对象,不仅是指活生生的人,而且还指花草树木、虫鱼鸟兽、山河大地、风雨霜雷、日月星辰等与人息息相关的自然万物。因此,朱熹喜欢以与人关系密切的草木来具体阐述其生命哲学。
从治乐者视角出发,音乐以仁道理念之再现为定性;从聆听者视角出发,音乐则以自然情态之表现为特征。面对两重语义之间的内在紧张,儒家基于声、情、理三者关系的建构,统合音乐的再现性与表现性,化解治乐者与聆听者的视角分歧,使乐教获得了具备充分经验厚度的可行性论证。
孔子一辈子在学与教之间不断转化,其中心就是传承斯文,也即赓续周代以来的礼乐文化传统。斯文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生命意义的依据,更是承载着民族的根本价值。传承斯文不是固守斯文,而是“述而不作”与“温故知新”的统一,是人与文的互相转化。担当“斯文”,乃是当代师者的文化使命。
章太炎認為“儒”的含義很廣,可以分為“達”“類”“私”三義。他根據《說文解字》“儒,柔也,術士之稱”與“坑儒”在《史記》中被稱為“阬術士”,得出儒等同於術士;而術士指一切有道術者,由此認為作為“達名”的儒,是先秦諸子的統稱,可以涵蓋一切思想流派與方術技藝。但細繹章太炎引用的材料不足以證明這一觀點,即不存在可以涵蓋一切思想流派···
船山“推其故而别致其新”,创造性提出了其独具特色的政治思想与政治逻辑结构体系:“道统”与“治统”并重的治国依据;“存人立礼”的治国之本;“双严清源”的治国举措;“天下为公”的治国理想。船山政治思想因社会现实问题而起,并由理论度越到实践,四个方面层层递进,具有“一以贯之”的贯通性、四位一体的逻辑度越性。
唐宋之际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变革时期。儒家忠德在这个时期受到巨大的冲击、挑战、刺激和颠覆,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鼎盛的佛教对儒家忠德的挑战,泛滥的道教对儒家忠德的冲击,繁荣的商品经济对儒家忠德的刺激,膨胀的私欲对儒家忠德的颠覆。这些为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尽己之忠”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
“天下之言性也”章是《孟子》一书中最难解释的一章。自上博竹书《性情论》(即郭店简《性自命出》篇)整理、出版后,《孟子》此章应当如何训解的问题被再度激活,学界陆续发表了十多篇相关文章。不过,在笔者看来,当前的研究不但未使旧的争讼平息,反倒平添了新的争端。
作为朱熹型塑程朱理学的重要文本,《论孟精义》全面系统地完成了程朱理学的话语型塑,呈现于文本、语言、身体、仁义、存养、辩学诸方面。程朱理学以《四书》彻底促成了经典系统的开放与扩大,完成了理学的释经作品的正典化,为整个理学奠定了文本基础。
本文主旨有三个:第一,从历史文字学来论证荀子性恶论中“恶”的各种用法,並在这个基础之上重新分析“性恶”的“恶”字应指“静态厌恶”,而不是“动态作恶”的涵义;第二,分析性恶论在荀子儒学礼法系统中与他的“群居和一”社会论的逻辑关系。第三,荀子发展孔子礼法思想的重要性在清代随着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而得到承认并推广,通过对戴震与凌···
朱子所处的南宋时代礼制废弛已久,民间佛道盛行,儒家祭祀礼仪难以推行。朱子折中损益诸家观点,打破家庙的身份限制,将祭祖场所定名为“祠堂”,并以《司马氏书仪》为蓝本,综合已有的祭祀场所形制,于《家礼》之中首创祠堂制度。《家礼》祠堂制度的核心为“祭及高祖”与“同室异龛”。
经籍笺注内蕴的史学价值也明显呈现出今古文融通的学术特点:一方面,郑玄基于古文经学的学术立场注重名物训诂和史实考辨,其经籍笺注保存了大量史料,为考察上古三代历史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他的经籍笺注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思想,他对天命王权的宣扬、古史系统的构建,以及礼治思想的阐发,都力求融合令古文经说以解释历史的发展。
张载的心学有其独特性,与后来陆象山、王阳明以“心”为本体的心学有所不同。时下张载心学研究论域存在以下不足:对“心-物”关系这一张载心学的基本问题缺乏自觉,对张载“心-物”关系形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其“心-物”关系的理论基础也有所忽略。
追溯古代社会的“礼治之治”,并非发思古之幽情,“维新”的前提还是得追寻“旧邦”固有法文化之“自我”,破译中华法系和古代中国“礼法之治”历四千年不衰的遗传密码,撷取其中之治国理政智慧,开出“礼法之治”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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