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与理智德性的修养有关的“心术”之外,不曾放弃对儒家传统道德德性之追求的荀子,同样考虑到了与之有关的精神修炼技术,即那些与“气”有关的修养方式。对于后一种修养方式的思考,荀子称之为“治气养心”,且相关思考,主要是从矫正性的角度着眼。荀子所谓“治气养心”之术是以改变自己为目标的学习、修身手段,这些技术与荀子所提倡的其···
儒家道德可理解为“成人”道德(“学以成人”)。成人道德在实践上有相对性,即要面对理想的无限性与现实的底线原则、道德的无条件性与其实现的有条件性、伦理的客观性与道德实践的自觉性之间的张力。
为了弘扬儒家士大夫主体意识,宋儒提出并努力解决下列几个问题:在儒、佛、道三教并盛之时,哪家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在儒学学统四起之际,哪一派是儒学的正统?在道统与政统、儒生与君王的共治结构中,该谁主导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
朱子在《中庸章句》中所说的“阴阳之灵”,集中体现了理学家解释“鬼神”的思路。一方面“阴阳”构成了限定,意味着不存在阴阳之气以外的鬼神,由此理学家否定了佛教和世俗所谓能够轮回转世的鬼神。
孔子对孝文化的杰出贡献在于创新性地在关系性孝中引入了公平与平等思想,并为孝文化奠定了本体论的根基,因此孔子不仅是个守旧守成的文化传承者与批判者,更是个开思想新篇的理论创新者和修正者。“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不仅是儒学之孝的本体与实体所在,也是一种自然法则与定言命令,由此决定了儒学的孝是具有科学性的伦理···
由于不明“以利为本”的含义,学界又往往将孟子气论和道家清心寡欲的气论思想混为一谈,有儒道合流之弊。然而郭店楚简已清楚表明,先秦儒家并不以情欲为恶,反而将道德建立在肯定情欲、升华情欲的基础之上。孟子气论继承和发展了这一道统,主张利为故本、因故而义、因义而行,使建基在自然情欲基础上的道德情欲不断升华超越为道德理念和···
“本色”是明代文论最受关注的重要概念之一,这不光因其使用广泛,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意涵因唐顺之的使用,出现了与以往显著不同的新特点,从而对此后明代文论乃至文学创作思潮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因此一直以来成为学界研讨的焦点问题。
儒学现代转型的任务,不仅是要超越宋明儒学之伦理学与政治学,更根本的是要超越宋明儒学之心灵哲学,实现儒学心灵哲学的新开展。新型儒家心灵哲学的开展应在“显相论(本源论)摄实相论(本体论和广义知识论)”的思想视域下展开,以显相观(本源观、真情观)为根本思想方法,主张“知识出于真情,用于真情”。这种新型的儒家心灵哲学将不···
道德生活在伦理秩序中客观化、现实化,并以调节者而非构成者身份参与伦理秩序的生成,同时也对陷落的伦理生活提供抵抗与转化的资源。伦理秩序以身份或角色的名义,发动对人的动员,其目的在于以规训的方式把个人转换为共同体的成员,对政治社会而言则是“化”人为“民”;与之相反,道德所要求的则是超越具体社会身份与角色的完整之“人”。
哲学具有地方性与世界性,作为文明论的现象,具体的哲学总是历史地与特定的文明形态关联在一起,它不仅出于某种文明体,而且也具有对文明体的承担意识。由此可以构筑一种具有历史纵深与文明厚度的哲学概念,与纯而又纯的追求彻底形式化的哲学相比,可以说它是一种“厚的哲学”。
陈献章开明代心学之端,在朱学为显学的局面下,另辟蹊径,另立门户,发明了著名的“自得之学”:“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世界观;“君子一心,万理完具”“心为道舍”的本体论;“于静中养出端倪”的方法论。“自得之学”的提出使陈献章上承陆九渊,下启王阳明,是朱子学向阳明学过渡的关键一环,开启了明代心学重光的闸门。
《大学》自宋儒尊信表彰以来,解说纷纭,莫衷一是。学界对《大学》研究的分歧主要围绕作者、成书年代、版本、篇名含义等问题展开。目前学界对《大学》的研究呈现两种态势:一是围绕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物或某个历史时期对《大学》展开的研究;二是将对《大学》的研究置于四书学之中,缺乏像对《论语》《孟子》那样所进行的学术史的梳理。···
重东方理之本义,阐释由性而起,据理而顺,彰显性之本原;重西方理之本义,阐释由理而始,从分析而上手,呈综合之气象。东方实践智慧与西方理论理性之互补,相鉴相融之中,集合起阐释的全部价值与意义,在无限反思之长河中,趋向真理性认识。基于中国古代文化与哲学传统,借鉴西方哲学及理性方法,可为当代阐释学基本规则的重要根据。
“生之谓性”是先秦告子提出的命题,二程进行了新的阐发,将儒家的心性论哲学提高到新的高度。二程引入“气”的概念,以“生之谓性”诠释“性即气”,以“天命之谓性”诠释“性即理”,折衷告子与孟子之间的歧异,打通生命实存与德性超越之间的隔阂,用以对抗佛教空无寂静之性,解除佛教对儒家心性哲学的威胁。
如果完全以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为尺度,削足适履般地去理解《易传》思想,并不能真实、准确地反映《易传》所包含的丰富哲学思想,当然也不利于我们对先秦哲学的全面把握与理解。
礼的历史发源有“巫祭之源”与“情俗之根”两端。中国礼乐文明之所以具有“情理合一”的大智慧,恰恰是源于这样的历史实情:礼来自于巫术的理性化,经由了祭祀的中介,但其中亦留了情;礼来自于民俗的规仪化,经过了乐的环节,但其中亦有了情,这才塑造了中国人至今具有的那种“情理结构”。
早在先秦时期,和合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哲学理念,被认为是世界万物存在和发展的原则。秉承周文遗产而生的先秦儒家,特别强调社会秩序的和合、人际关系的和谐、诸侯之间的和平。礼作为周文的核心内容,在先秦儒家的视野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几乎重要的先秦儒家都以礼的言说来建构他们所追求的社会秩序。换言之,先秦儒家所追求的社会···
德性美学与才性美学是牟宗三生命美学的两翼。前者属于其形上维度,后者属于其形下维度,两者共同构成牟宗三人格美学的完整体系。
《周易》的人文本涵之一,是巫性“时”问题。《周易》的时间意识理念,具有独特而深邃的人文素质,成为中国哲学的人文根源。
在程颢之前,“天理”具有自然、天命、道德等含义。为了批判佛老、复兴儒学,程颢对“天理”古义进行了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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