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著名伦理学家曾钊新先生在长沙逝世,享年86岁。
先生一贯力挺文化之复兴,亦常重道德之教化,曾参预联署儒家网丙戌年《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建议书》(2006年9月28日发起),并慨然题签留墨以赐《儒家邮报》,嘉泽甚溉,有古之仁者风范,实乃吾辈之楷模,当为后生所取法。其人虽往,典型长在。
北大文科的老先生,本系以外的,我曾写过与邓广铭先生、周一良先生有关的文字。我也早就想写一点与季先生有关的事,比如就《牛棚杂忆》写些感论等。但季先生的帮手多,学生也多,仰慕者更多,前些年还成立了季羡林研究所,似乎也用不着旁人多说一点什么了。现在季先生仙逝了,我也只能略表一些个人的感念。
作为霍先生一个短暂亲炙的学生,我并没有忘记先生的斧琢,也不敢遗忘自己立下的约定。我写下这些回忆的片段,既是对先生的一种纪念,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
我曾设想,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或创造合适的机会,先生和他的同志,对讲课的内容稍作语言转换,讲给我们的党政机关特别是领导干部,讲给共产党党校的学员,讲给国学民间团体和其他文化团体,讲给大的社区,那么,文以载道和文以化人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日前,惊悉胡军兄辞世,震愕之余,也甚感意外。印象中,胡军兄虽不高大伟岸,但也挺拔精神,很难与另一个世界联系起来。然而,事实又如此无情。胡军兄虽长我数年,但大致属同辈,由此联想起稍早于胡军兄,另一同时代的友人祥龙兄也已离我们而去。忍看朋辈先后逝去,不觉悲从中来。
2019年8月22日凌晨,钱逊先生病逝于北京,无尽的哀伤攫住了我,自进入成人世界以来从未有过的滂沱眼泪为之随触而奔流。我终于体会到了古人所云“哀毁骨立”的真实情景,父母二老那一段时间也陪伴我与我同情共感,去往遗体告别现场的是我一小家三口,内人与小女亦与钱师交情深厚,在地铁上我确曾转念过,若非她们二位在侧,当日大有神体···
忽聞兄遠行,落寞我心驚。睿哲軍義勇,亢歌古月明。
父亲过早的离世确实是很遗憾的事,因为他是如此地热爱生活,但从另一个角度想,面对死亡的过程对于他也同样是一场哲学体验,其丰富性与思维深度甚至可能超出他之前的一切体验。父亲最终离世时非常安详,或许真的是悟出什么了吧。
三年多来,每逢先生逝世周年之期,都有师友自发组织会讲与追思会,出纪念版著作,撰文怀念。凡此种种,何尝不是孔门师生情谊之流绪?杭之先生葬礼上同道写的《挽歌·怀杭之》,自今令人不敢再听。杭之先生生前敬重之师长盘山先生所写的《祭汝清文》,又何尝不是夫子之哭颜子、伯牛?
我反思二十年来从老师那里学到哪些现象学和中西哲学的东西呢?可能不仅仅是各种理论、知识、概念与如何著书立说,而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话语去说、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大千世界纷繁芜杂的现象及其变化,还有应对千变万化人生势态的不变的底线与原则。
尼山真境久睽违,返日谁将戈麈挥。法借二西达缘在,时成六位入几微。燕山云暗龙飞去,沧海月明桴不归。今夜梦回故园里,先生含笑坐遥帷。
2022年7月27日,正值张祥龙教授的“七七”,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暨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于北京文津国际酒店为已故北京大学哲学系张祥龙教授举办追思会。来自全国各地近百位学者同仁与张祥龙教授的家属共同追思张祥龙教授。
他不仅重溯了儒家的思想道统,在这方面接续并推进了现代新儒家的工作,更深刻地推动在现代哲学视野下对儒家哲理的重构;而且在道家、释家、兵家等方面也都给出了富有思想新意的阐释,为后学提供了方向。可以说,他用自己的思想和生命实践重新“激活”了中国哲学的智慧,也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中西哲学的会通。
祥龙的“道”融合在子孙后代的生命之中,也融合在海德格尔所说的命运共同体的“天命”,也就是孔夫子所说的“天道”之中,正如他的成名作《海德格尔与天道》一书显示的那样。
我们向伟大的思想家和鼓舞人心的哲学家鞠躬,这是一位不可思议的人物,他开启了思的空间、发现了道路。
祥龙也许是我一生中找到的唯一合拍的同道,或者至少可以说,在哲学自身本质中的朋友。
恩师虽然以哲学教授的身份行于世,但留给我们的远不只是概念思辨、逻辑论证的专家著述,而是让自己穷究、体证的哲理获得了饱满的生命、身体与形象。如果用恩师所重视的“象”来形容的话,大概可以说恩师的为学为人既象一眼清泉、一道川流,又象一道绵亘的山脉,既有智者的灵动活泼,也有仁者的温厚庄严。
回想起来,从北京到鲁汶的求学生涯、从天津到珠海的教学生涯,无一例外。故此,希望穿过遗忘的河岸,找回一些记忆中的烟火,不至于全然忘却。
张老师是知生的智者,也真正体验了“朝死的存在”。在死的逼近中,他处之泰然,仍说“我很高兴,也很幸福,在追求真理的路上,我们没有错”。所以他是真正知生知死的人。疾病并没有带来绝望,绝望当然也就无从“致死”。所谓生死,皆可成为“缘在”在世之“热思”。只是当这“热思”冷却下来时,老师已经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