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民进党全面执政以来,从其根本性的台独党纲出发,在两岸关系上否认“九二共识”,寻求“离岸替代”,实行极端的转型正义和去中国化政策,在岛内治理上则一方面政治封杀国民党,另一方面则滥用执政权全力准备“台独”相关条件。
原有的基本法框架有问题,主要在于中央没有落地执法权和司法终审权,这也是迟迟不能在香港推行真正双普选的原因。
我们知道,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当中有个说法,叫做“纽伦港”,就是纽约、伦敦、香港,大家打开24小时的全球时区,这三个地方正好是三分天下,它们是全球金融市场秩序的时空和秩序连续性的关键节点。
连日来,香港反对派激进分子不断刷新暴力破坏行为的下限,对香港法治与民生利益造成持续性损害。8月11日,香港发生多起暴徒用汽油弹袭警事件,包括湾仔警察总署、深水埗、尖沙咀,其中尖沙咀警署袭击事件导致一名警员受伤,这不仅有着进一步暴力升级的意味,更有着将示威活动变质退化为“港式恐怖主义”的可能性。
香港反修例运动已经明显偏离了“逃犯条例”的最初聚焦点,演变成一场瘫痪香港管治权并极限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政治反对运动。这场运动以“无大台”的青年学生为主,以周期性“游击”方式与不断升级的暴力冲击行为刷新了香港社运激进化的纪录。
今天一国两制面临困难,重新站在十字路口,北京有责任,香港也有责任。北京当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相关政策当作此长考。香港当知家贫不嫌母丑,赤子之心拳拳在焉。华夏子孙,皆当反求归己,修辞立诚,抛开过往,团队一致向前看,共谋华夏复兴大业。
香港反修例运动绵延数月,从和平示威一步步发展为极限施压式的暴力冲击,已经公然挑战宪法和基本法权威、中央政府权威、国家主权安全,严重损害了香港非常珍贵的法治精神,损害了香港市民的根本福祉和根本利益,也严重伤害了包括700多万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感情。当持续的暴力因素累加到一定程度时,香港的法治与民意的归位就···
十多年前,“读经运动”进入高潮,国内涌现了近百家读经学堂,大批少年从传统教育体制中跳出来,进入读经学堂求学。然而,读经到底是在培养人才,还是在毒害孩子?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争论不休。
中国虽然承诺香港高度自治的大原则五十年不变,但不等于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上不能根据实际运行情况进行调适修补。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只有夯实一国的基础,才会让两制健康成长。为了香港能更好地自治,中央应该拿出政治勇气和政治决断力,实事求是地检讨《基本法》的制度漏洞,担负起中央政府的宪制责任,由全国人大进行修订。
香港、澳门《基本法》“特别行政区法院提请——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这一机制的运转并不畅通。一国两制的复杂性、基本法的框架性、香港法治的特点,联邦制普通法国家司法权的安排,都说明完善此人大释法机制对“一国两制”的成功极为关键。
事实上,陈云与戴耀廷本身都可能未必充分估计到其理论误用和滥用的严重政治后果。不过,任何理论之风行,也绝无可能仅仅是理论家的咒语功夫,而是与香港社会深层次的精神困境有关。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制度的大转型、大变革的社会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强化了晚清以来的“文化对待观”,具体表现为古与今的对峙以及中与西的划分。古今、中西的文化对立,虽然在当时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启蒙,但同时也在观念上带来了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对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立,开启了后来思想文化···
在中国古代家训史上,有一本十分重要的家训书籍,那就是北宋袁采所撰的《袁氏世范》。清代四库馆臣给予它极高评价,认为它“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该书不仅为教诲袁氏子孙所写,也写给“田夫野老、幽闺妇女”,说理深入浅出,别具一格,海内外不少学者均对此书有研究。
香港反逃犯条例的一系列游行、集会反映了香港许多深层次矛盾,参与人数之多不论是民阵还是警方的统计数字,都是香港史无前例的高峰。
儒教是教,不折不扣,是没有争议的,他确是一个宗教,只是这样的一个宗教是有别于西方一神论的宗教,他是觉性的宗教、可大可久的宗教。这个宗教当然具有教化意义。但是记住所有的教化意义在中国来讲都是内透到我们生命的源头,上透到宇宙造化根源。
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博物馆里,收藏有人称“救时宰相”的唐代名相姚崇亲书的“藩篱”碑碣。该碑碣长85厘米,宽53厘米,厚12厘米。右上题款“大唐开元三年”,左下题款“姚崇题”,中间楷书“藩篱”两个大字。这是时年六十五岁的姚崇在开元三年(715年)回陕州硖石故里时挥笔留下的,是目前全国唯一发现的姚崇手迹。
中国穆斯林得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滋养,既保持伊斯兰教的独特信仰,也吸收儒家文化的精髓。通过以儒诠经,赋予伊斯兰教以独特的中国文化内涵,使中国伊斯兰教具有鲜明的中国气象。同时,通过以经诠儒,用伊斯兰文明丰富儒家文明。伊斯兰教以先天来降、后天复归的环形世界观理解宇宙变化及人的生活世界的转换。伊斯兰教的存在论有关···
香港逃犯条例修订争议引发严重的政治冲突,导致特区政府宣布暂停修例程序,开展进一步的公众咨询和民主协商。修例本于港府善良动机以处理涉台嫌犯移交及一体解决香港与其他司法管辖区未签署移交协议条件下的个案移交法律基础问题。
反对派从一开始就缺乏认真且专业性讨论修例法律细节的意愿,而是抓住修例对香港人敏感安全心理的冲击性,无限制地放大恐惧感,制造谣言,进行非法律和非理性的误导与动员。当然,仅仅依靠反对派自身的蛊惑与动员是绝无可能造成今日之对抗态势的,国际势力在中美贸易摩擦尖锐化的敏感时刻积极介入干预,也是非常重要的推波助澜因素。
如果说长程的历史总是遵循“正—反—合”的辩证逻辑的话,那么,在整整一百周年之后,世变时移,是不是也该轮到一度被置于“新文化”对立面的“儒学”,在更高的层次上与“五四”握手言和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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