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梁漱溟论衡东西文化而挺立中国文化的价值,成为公认的现代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一向对中国古代战争史有兴趣,近来搬书房,给几个学校、图书馆捐了不少书,但诸如古代战书、历代檄文之类则保留,时不时看看,感染其辞气之精悍,用以矫正文气之绵弱,大有益处。因此,收到四川李竞恒博士所赠新书《干戈之影》,就很有兴趣。
本书上下两编,上编“秦汉礼制与律令”,共计5篇,关注近年来新出土的秦汉律令类材料,集中梳理与礼制有关的祠祀、丧葬、宴饮等律篇、令篇及仪注文本,尤其注重从中发掘秦汉礼仪类律令与礼经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考察秦汉国家通过礼制与律令进行统治的具体方式。
书仪的礼仪变化适应着社会的需要,顺从着社会的发展进程,当贵族制向着官僚制转变的同时,书仪也反映了作为礼仪核心的等级关系从围绕家族血缘为中心到以官场为中心的转变,以及唐五代礼庶民化、实用化和官僚化的倾向。
苏轼具有强烈的承道自信和传道意识,苏学一度也被一些士人视为儒学正统。苏学虽然在北宋后期遭到新党集团的严重打击,但最终在南宋崇尚元祐的背景下强势反弹,并在宋孝宗时期达到极盛。关于淳熙四年的孔庙礼议和苏学之盛,张健先生曾作出过相当精彩的分析,但其将苏轼未能从祀配享的原因主要归结于“遭到理学集团的阻挠”,或许值得商榷···
《春秋》学肩负着体证天道性命之理的道体和奠定立国根本规模的治体的双重使命。以道体为治体的正当性来源,以治体作为道体的客观化落实,赓续着儒学全体大用、内圣外王的宏阔规模。这样,王道政治的重建才具有根本的合理性依据,并且能够在吸纳文明新质过程中做到因时创制。基于此种明体达用的“安定规模”,儒家经学能够不断地激活和增···
李泽厚先生以饱满的文学激情而热情讴歌的所谓“启蒙”,并不是被所谓“救亡”压倒的,而是“启蒙”自身就存在着极大的蒙昧性,从而必然导致很多方面的灾难性后果。这种灾难性的后果,不仅体现在当年的所谓“救亡”过程当中,而且这种“启蒙”自身的蒙昧性,又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谓的“启蒙”重启过程中,当然,在李泽厚先生这篇讨论“启蒙”与···
本书稿打破学科间之藩篱界限,在 大学术视野和知识结构下进行跨学科的贯通分析论述。
与西方社会的方案不同,东方儒家伦理提供了另一种积极老龄化的叙事,该理解不是聚焦于生产力,而是关注一个变老的社会如何帮助个人应对越来越长的生命周期,实现好的生活。儒家的“学”与“孝”是帮助我们实现积极老龄化的两种重要方式。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以“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为主题,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6日至8日将在北京举行。
8日,黔浙贛三省“阳明三万里”文旅产业合作倡议签约及推介发布会在贵阳阳明祠举行。
11月6日,周敦颐遗迹遗址地政协协商协作会议在周敦颐家乡湖南永州市道县举行,湖南、江西、广东、重庆、河南、江苏的周敦颐遗迹遗址地政协及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索理学文化渊源,共话如何提升周敦颐理学文化国际影响力。
自汉代以降,《诗序》的时代与作者问题便聚讼纷纭,大致分为五类:春秋晚期孔子作、战国初期子夏作、西汉毛公作、东汉卫宏作、非一时一人之作。学术界一般认为,《诗序》非一时一人之作。出土文献的不断丰富,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新材料,兹对此再略作新探。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的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11月7日在京开幕。
古典学作为研究古代文明经典的学科,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学术价值。西方古典学的形成史以及晚近中国古典学的兴起,都体现了古典学在国家发展和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
孟子提出“井地”的背景是战国授田制,但由于坚守“恒产”“取于民有制”“谨庠序之教”的仁政原则,其制度设计与战国诸侯的土地制度有很大的不同。澄清“井地”非三代井田制,而是为滕国设计的土地制度,可以对孟子的仁政理想有新的认识和理解。
6月21日下午,身处偏远西南贵州的我,突然接到一位久未联系的北京老师的来电,说他今天很高兴地在北京见到张新民先生。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其相遇的欣喜之情如在目前。末了嘱咐我说,贵州虽然远离学术文化的中心,但因为张新民先生在,子居九夷,何陋之有?希望能一往如昔,向他请教。
古典学是一门亟待建设的学科,我们需要从古典语言、古典文本、政治史和思想史等各个层面思考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
何谓“经史传统”,学界有不同认识。有人用它来指称清代学术中经籍整理、文献辨伪、史实考订、书志编纂的学术传统,这样理解显然过于狭隘。有人会把它视为经部之学和史部之学的总和,这种理解望文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