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王教”是政教一体的古代中国的制度、组织、教化体系,即国家宗教。儒家不是宗教;儒者是为国家宗教服务的人士。六经原先不是儒家经典,而是反映王教的文献。汉兴,因应一体性的国家治理与宗教建设的需要,武帝在“缙绅先生”建议封禅的推动下,重视宗教建设,遂表彰六经。由于孔子整理经典并以全部经典教学,诸子中唯有儒家掌···
从儒家思想体系讲,湖湘传承的易传-春秋体系,乃是儒门正宗,湖湘只是在特定时间处境中守护传承之地,今天应该回馈这个民族复兴、文明自觉的时代,前提则是澄清它与理学的关系,超越那种理学分支说、湖湘地方文化说。
我为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的辩护与捍卫,我对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阐发和坚持,从不回避作为儒学在当代中国的代表发声。我分析自己这样的心态,有点像冯友兰《新原人》写的序的那种心态。这种心态当然是一种儒家文化的表现。
今日儒运仍在蹇难,然私心窃望“儒商”传统能再兴乎中夏,不绝于士林。若儒士社真能再造“儒商”,重振“商道”,则子贡张謇必能复睹于当世,而拳拳之心必不负于往圣先贤也!
今日儒运仍在蹇难,然私心窃望“儒商”传统能再兴乎中夏,不绝于士林。若儒士社真能再造“儒商”,重振“商道”,则子贡张謇必能复睹于当世,而拳拳之心必不负于往圣先贤也!
今日儒运仍在蹇难,然私心窃望“儒商”传统能再兴乎中夏,不绝于士林。若儒士社真能再造“儒商”,重振“商道”,则子贡张謇必能复睹于当世,而拳拳之心必不负于往圣先贤也!
尹焞有着多重的汴洛相族家族背景,是二程汴洛相族门人的典型代表。赵鼎所倚重的“伊川学”主要是道学流寓故家群体,尹焞正是其中的学术代表和领袖。因此他受范冲举荐登场成为了不二之选。尹焞南渡后的门人也以流寓故家群体为主体。绍兴末年他们在贺允中的主持下重新登场,并且在隆兴和议中表达了与湖湘、闽北道学不一样的观点。
本文着重在四个方面比较和讨论洛克古典自由主义与先秦儒家(孟子)的政治思想的异同,这四个方面包括道德伦理和自然法、人性论、自然权利,以及政治合法性。先秦儒家与洛克为代表的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有可比性和相似性,洛克的古典自由主义可以作为先秦儒家政治与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融合与会通的起始点。
明清时期,书院在西南边疆各地广泛建设,并且不断朝向官学化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川等边疆民族地区的文教中心。依靠名贤遗迹推进书院的文化建设,凝聚西南边疆士人的精神信仰;利用书院祭祀仪式促进儒学在西南边疆的传播;借助书院教育笼络西南边疆英才;加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书院建设的数量和规模,深化国···
本书综合百余年来的研究成果对中华法系进行重新认识,认为中华法系是一套涵盖古代中国法律之制度、思想和文化的知识体系,历经夏、商、西周的“礼•刑”时代,春秋战国、秦的“法•律”时代,汉到清朝的“礼法”时代,至清末“西学东渐”方始解体;曾经对日本、朝鲜、安南等国的法制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礼以义起”,是古人对礼学与礼制的精要概括,而作为本书的书名,则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含义:作为历史制度的礼与经学义理之间的关系、汉学与宋学之间的异同与兼采、现代学术中经义新诠的方式及其意义。三条线索相互交错,虽千条绪,皆可归结于性命之义。
《中庸》就是为了完成对世界的超越性存在的确证:第一,完成人作为天命在身者的确证,人作为天命在身者为世界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确证进行了奠基;第二,完成家庭、社会政治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确证;第三,完成世界万物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确证。至第三个层次,则儒学作为“道德的形上学”已完成,同时,儒学作为圆教也已完成。而儒学作为圆教,···
《春秋》是孔子晚年给弟子讲授历史的教材,源自鲁国官方史书,用极简略的文字记录大事。242年历史,仅用了16500多字。如果孔子没有对史书做过微妙的改动,这样一部教材,怎么能和孔子试图再造文明的伟大理想联系在一起?《春秋》中存在大量无法解释的奇特现象,除非我们承认孔子的春秋笔法承载了微言大义。以往对《春秋》存在义例的质···
“当代新儒学”有意思之处,即在于像是一支异军突起于孔子之学正处于四面楚歌之际。此或亦可视为历史的吊诡,儒学是在就快被置之于死地的时候,复为人们发见它其实可以成为中国文化抗御西方现当代文明强大冲击的定海神针。
传统的“礼”与现代的“法”之间,经晚清修订新律引发的礼法之争,直至五四反礼教思潮前后二十余年的剧烈震荡,断裂为一道鸿沟。严复在1902至1913年间所译孟德斯鸠《法意》,提供了从观念史角度审视的一个典型标本。在孟德斯鸠“礼学四分”的类型学框架基础上,严复最终将“礼”从“法”的概念中割裂出去,形成“法制”/“礼俗”两分的理论框架,构···
身份认同是美国犹太裔历史学家列文森始终关心的生存难题。在列文森的思想世界中,犹太问题与儒教问题共同扎根于他对身份认同的思考,但却展现了两种异趣的现代犹太思想的谱系与脉络。
根据“通三统”的原理,王朝可以更迭,但王朝更迭背后的逻辑是“天之历数”的体现,得此天命者方为“正统”。如果说“大一统”是从天道与人道的相须关系中奠定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基本价值;那么,“通三统”说则从兼具三代之“正月”而承认过去王朝也具有天道之合法性,意味着对过去历代共通之价值观念的认可、学习、继承与保守,由此中华文明方得以···
“官礼”是章学诚学术体系中的关键概念。在《礼教》篇中,章学诚反思“郑玄—朱熹—秦蕙田等”的礼学传统,主张继承“向、歆父子之传”,以“官礼”代替“五礼”重整礼学体系,并统摄“五经”。通过“校雠之学”,章学诚批判四部分类法,代之以《七略》,作为恢复“官礼”“古学”的桥梁。
王通处在中国社会从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动荡分裂进入隋唐新的大一统建立之际。他的“大一统”思想包括正统与道统两个方面的内容。他的正统观把“正统”之“正”,从神秘的超自然拉回民心,使之符合“道统”之“道”,首创了在历史书写中给“大一统”过渡时代确立“正统”政权的先例,体现了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中理念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蒙培元先生在宋明理学、情感哲学、生态哲学等研究领域有着杰出的成就,代表著作有《理学的演变》《中国心性论》《情感与理性》《心灵超越与境界》《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等,对于儒家思想的历史研究和当代创造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